世纪走向尽头，历史的钟摆甩向自由那一端，甩得极高，我屏住气，知道那个摆不会停在空中，它会往回晃，晃向另外一端，安全的那一端。
自由的宝贵似乎人人知道，可是自由的脆弱并不明显。和安全不一样，自由除了游戏规则的共同遵守之外，一无所有，它没有强权的保障。建立游戏规则很难，要破坏游戏规则却不费什么力气，譬如德国和瑞士地铁采取的荣誉制，无人查票，人人享受自由的尊严，但是一旦有相当数目的人不守买票上车的规则，查票势必得执行，荣誉和自由则荡然无存。
游戏规则一旦破坏，强人的机会就来了。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我是谁?
可是，建立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称它为社会共识吧，本身就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德国的一位历史学者史都默(M.Sturmer)写过，一个没有共识的多元国家迟早要走向内战，而可以发挥凝聚力的共识，除了宗教之外就是国家认同。历史研究和诠释提供一个团体它所能接受的自我形象，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历史学者的难处即在于，当他尽他的政治义务——促成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不能够损害他的学术责任，那就是"解构神话"的工作。在促成国家认同和解构神话之间求取平衡，史都默说，是史学家一个重大的任务。
20世纪初期当帝国主义崩溃时，纷纷独立的殖民小国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透过历史的改写来建立国家认同，把"我是谁"的诠释权从殖民者手中夺回。在殖民者的视野角度里，不管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或是"苏丝黄的世界"，白人都是面貌清楚，个性分明的个人英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是背景——面孔模糊的蝼蚁大众。改写历史不过是换个焦距，让背景成为焦点所在，认清自己的面貌。
台湾这个殖民地的历史重释，由于国民党的到来，往后延了四十年才发生。解严之后，认识"我是谁"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正是史都默(还有谈东方主义的萨伊德)所描述的建立国家认同的一个必要过程。书店里触目皆是感情澎湃的文字：悲愤、悲情、悲歌、悲哀、愤怒、出卖……被压抑了四十年，不，应该从1894年算起，被压抑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感情终于得到释放，被残酷的历史活埋的人终于再见阳光……
可是，怎么出土的全是英雄?怎么殖民史变成抗暴史?怎么连皇民文学都变成抗议文学?治史的人在热情地建立国家认同，尽他们政治义务的同时，是否忘了史都默所说的作为史家更根本、更重要的责任——逼视历史、解构神话的责任?
如果政治激情使人忘却对历史的不可妥协的诚实，唉，这个世纪的许多路是自走了。
你看那滚石就要
法文的世纪末(Findesiecle)其实与时间没什么太大关系，指的是19世纪末盛行的一种美学风格。把世纪末当时间观念，当然是荒诞的，"世纪"已是假设，"末"则更属虚妄。德国人比较实际，"世纪末"在德文常说是"世纪转"(Jahrhundertwende)，"未"就是"转"，活脱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学理解。
世纪或许无所谓"末"，时代却有它结束的时候。眼看着帝国崩溃、围墙倒塌、主义破碎、神话解体，我深刻体验到一个乌托邦时代的结柬。福山大胆地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而他语音末落，欧洲战火已烧上天空，显然历史无所谓终结，只有转折;但历史是前进的或是循环的，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和中亚各邦为种族、宗教而彼此屠杀，这个转折似乎回到原始的嗜血时代。数代之后，难免又有新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验过我们的信仰的死亡)以满腔热情试图建立新的乌托邦……你不能不想起西西弗斯那家伙来。
世纪末，西西弗斯满头大汗又将滚石推到了，巅峰，你看，那滚石在巅峰上马上就要……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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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95年
也是95年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简直不敢相信94年已过，我甚至还记得65年的事情，以为世界会永远那样下去。
时光荏苒的感觉那样新，也那样旧。上面一句话是布来斯(EvaJanePriec)在1月1日写的，1895年1月1日，这位不到四十岁的美国妇女与她的传教士丈夫和孩子住在偏僻的山西乡下，看着94年进入95年。下雪了，中国人的农历年到了，鞭炮声整夜整夜地响。
但是日子并不平静，在1994年9月11日的家书里，她已经告诉远在美国的亲人：
……日本和中国在抢韩国这块骨头……，我们听说每个县得交出大约500块美金的钱，每一省要提供两千个兵……我们住得偏远，很难想象正在打仗，但是，也许上帝对中国有所计划……国家和个人一样，有时候必须从大灾大难中获得益处。
她写这封家书的时候，两万日军正包围着平壤，与中国的军队作激烈的战斗。这封信或许还没离开天津港口，黄海水面上一片硝烟炮火，邓世昌和致远号上几百个官兵在火海中下沉。这些，布来斯当然完全不知道;那还不是一个CNN的世界，但是她感觉得到战争。
……听说日军已经登陆，逼进天津，这里还宁静，本地人对我们还友善，他们很害怕自己的兵，有兵路过的时候，所有的门都关了，好像空城，他们在担心一旦仗打完，流兵散勇满街抢夺，这些兵没吃没穿的，全要变成强盗。
这封信的日期是1895年3月12日，日军已经击溃了清军在东北战场的主力，占领了辽东半岛和威海卫。在这之前，李鸿章经营了十六年，消耗了千万两银子的大连旅顺要塞，早已全毁，旅顺大屠杀早已发生。在3月14日，李鸿章父子启程前往马关。
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布来斯不知道上帝为中国安排了什么计划，她所接触的中国老百姓却有自己的梦想，在1895年9月，她写着：
……有人说一个特别的什么兵团已经消灭了日本人，听说俄国、英国、美国等等在福尔摩沙帮日本人，然后那个什么'黑族"兵团打过去，毁了他们所有的船舰……"
叙述了这段流传乡间的"谣言"之后，布来斯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过这些都只是骗人的故事，想煽动本地人对外国人的仇恨罢了。
视角极端狭窄的布来斯完全不能想象福尔摩沙发生了什么事情，"城头蓬蓬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1895年8月下旬，吴彭年所率领的黑旗军在彰化八卦山正和日军进行浴血决斗，平常种田的农民拿起鸟枪、大刀、木棍，与入侵的异族对抗。10月，上帝为中国所定的"计划"浮现出来：抗暴的身躯在鲜血横飞中倒下，台湾被成功镇压，开始了它五十年的殖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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