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它的今天，1995年。
布来斯眼见的中国，一百年前的中国，是落后贫穷而又骄傲自大的。她身边的升斗小民都觉得，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是因为羡慕中国的地大物博，文化的宏大精深。布来斯甚至希望小日本能打败中国，让这些傲慢的中国人终于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它大，比它行的国家。布来斯所看见的中国人的面貌令人触目惊心，街头随处可见皮肤溃烂流着脓水的人，大脖子的，肢体变形的，到处是瞎了眼的，到处是乞丐……"你们无法想象街上有多少乞丐，"她的家书里写着。
……很可怜，看他们背着、挑着柴、树枝、草，任何他们找得到的东西，为了取暖，因为煤太贵了。田野和路边被捡得干干净净，好像被扫把扫过一样，看起来很干净，其实是迫于贫穷。骡马经过时，后面跟着一路的人，想接粪便拿回去当肥料……
……肮脏，令人作呕，……一群男人就在我们眼前把裤子脱下来大便，然后蹲在那儿抓身上的虱子……
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这是1895年的中国，贫穷，落后，苟延残喘在一个大帝国的末日而不自知。有趣的是，万物的腐败和新生往往并行不悖。1895年，我们固然看见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一败涂地，我们也看见"公车上书"的万言书、"万国公报"的创立、"强学会"的组成，一步一步走向维新自强的路。在炮火隆隆的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结合香港、广州一带的反清势力，10月，当台湾的抗暴力量被摧毁时，广州起义刚开始。
1895年，中国是一锅滚水，沸腾着痛苦也燃烧着希望与憧憬。甲午一战决定了中国的未来，那未来变成了我们的现在。布来斯的家书读来历历如新，她其实完全没懂得中国，更没看见真正的中国，但是，"国家和个人一样，有时候必须从大灾大难中获得益处"，"也许上帝对中国有所计划……"，倒似乎说中了历史的个性。我们走过了这一段路，在世纪转角处驻足小立，总算知道了那"计划"的一部分。
1895年?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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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答
有奖征答
民国二十七年，芦沟桥事变一年之后，日军逼近汉口，战争惨烈地进行着。北京的《新民报》在九月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了"测验国民对于反蒋与拥护新政权之热情"，《新民报》"征求汉口陷落日期大投票"，举办有奖征答游戏。以邮戳为凭，谁猜准了汉口陷落的时间，将得到奖金五百元。汉口陷落日期与时间"以日本军入汉口日本租界之时日"为标准，应征者只限于中国人。
广告刊出四天之内，《新民报》称已收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封应征信，其中一名"王斯善君"还附上一首歌词，《祝汉口陷落歌》：
一、武汉三镇空豪言呀，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
二、汉口陷落蒋府崩呀，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咦呀哩，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
三、庆祝汉口早陷落呀，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报》宣布得奖名单。标准答案是，日军在"二十六日午后三时十分"踏人汉口日本租界。总共有58627个人参加了征答活动，颁奖仪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参加。得奖者都是"英气勃勃，一望而知为有为之新民青年"。
报纸纸张陈旧发黄，好像世事漫随流水，全已淘尽，我却觉得毛骨耸然。当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盛大进行的时候，汉口的中国人正在被异族屠杀。一个叫晓东的人这样描写战时的汉口：
有一次敌人利用汉奸的活动，致警报发出不久，敌机已经临空。我空军人员驾机截杀不及，只得让敌机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天空任意投弹，结果炸毁房屋无数，死伤人民达一千以上……(《学生月刊》)
也许根本没有"王斯善君"这个人，尤其根本没有什么56000封应征信，但有没有并不重要，《新民报》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祝汉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报》内部编辑的创作，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为《新民报》这种明显卖国的机构效劳?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民族的灾难而摇旗呐喊新民主义呢?这些人对所谓忠奸之辨是否有过内心的辩论?
台湾人刘捷的自传为这些时代的问题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书名很长：《我的忏悔录——一个历经日据时代，中日战争，台湾光复，反共戒严时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记》。今年八十四岁的刘捷和多数日据时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历;日本留学，回台服务。青年刘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也叫《新民报》，和北京的《新民报》却南辕北辙)。与多数台湾青年不同的，刘捷在1937年来到北京。《新民报》举办"汉口陷落有奖征答"的时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么呢?
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进行电影和出版品的检查，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警察，言论箝制。他们需要一个精通日语和汉文的人，台湾青年刘捷正好胜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要问刘捷：你怎么会为日本人作控制中国人的事?
就法来说，刘捷根本不必理睬这样的问题;刘捷其时毕竟是所谓日本国民!可是，刘捷没有像赖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民族情感了吗?这么一问，问题就复杂了。青年刘捷是怎么变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准尉，此人"为人忠厚对台湾人旧知有一份亲密的友情。"准尉推荐刘作这个工作。第二个考虑：刘的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使刘的北京话更进步。刘捷的感觉更单纯——"我离开台湾，经大连天津终于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职业……此年次女刘爱玲出生……。"
刘捷在沦陷后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虑以及接受工作的动机，却极端的缺乏政治。他后来甚至变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长，和苏北特别行政区长官郝鹏举的贴身秘书，都是政治性相当"严重"的职位，刘捷的理由却极简单：因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这些工作，全属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鹏举在战后以汉奸罪名被枪毙。如果刘捷不是台湾人，很难说他不会受到波及。
刘捷的忏悔录是个宝贵的资料，因为它很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命运。刘捷没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虑政治方向的改变而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仍旧认为郝鹏举是"中国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对自己进行"政治正确"的检讨。回顾波涛汹涌的一生，他只叹息"我不是英雄豪杰，长期在现实社会的对立，相克，争斗，摩擦中挣扎"。那是个"很显明又悲哀的时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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