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很棒。
十一 、因为也是母亲的身份，我特别喜欢您的《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尤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这两篇。在做"母亲"和"个人"之间，您已经"被迫"选择另一个平衡点了吗?还是像我们一般职业妇女一样，永远在两极间徘徊?
还有，"一个男人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女人公务繁忙则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您现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亲"和"个人"两个角色之间挣扎了很久，到现在，九年了，也还不曾找到一个真正令我满意的平衡点。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几十年前就发出警告：母亲这个角色，是社会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于什么。
这个陷阱就是： 社会以种种方法将女人锁在养儿育女这个工作上， 迫使她在"母亲"和"个人"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这个陷阱形成的前因后果都不必去提了，我反正已经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个大蛛网里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办法是让孩子去自生自灭，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与发展——这不合我的哲学。我将人生分阶段：孩子七岁以前，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许多自由，让他们得到最充分的爱;七岁以后，孩子逐渐独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对增加。
事实上，他们需要你的，也就那么短短的甜蜜的几年，对吧?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使女人无法发挥自我，也剥夺了男人体验养儿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大陷阱，他们的寿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吗?
十二 、去年您于三本新书的发表会上提及，期望落于"历史谷底"的台湾，亦应有一批具理想主义的良知者再重于未来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专栏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关怀，无奈、厌倦?
三少四壮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于面对历史的深思与批判。期望看到您们的对话。(台中，柯应平)
答：理想主义的波峰是一定会再来的，人的颓废和他的激昂总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实比许多住在台湾的人要乐观;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罗斯和车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亚，看看动荡不安的南美，其实台湾的发展还真不错。在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接之际，我们其实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恐怖分子的兴起，这种成就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理想主义者的疲倦感，其实也很正常。台湾社会急剧变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气，不像已开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轻轻松松慢吞吞地来。力气用得多，当然容易疲倦。可是一点一滴使制度渐渐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这一代人那样拼命。(现在的理想主义者仅止于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点就可能会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觉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吗?他太多学问了，我怕他。
十三 、《野火》十年后的你，是否对台湾的关心层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随年龄改变了?例如小学生在马路上与车争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满了。清洁队员用太多的人力替广告公司拆除看板。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乱象，似乎已不是你关心的话题了，但对我们却有切肤之痛。而您的野火一点，比投诉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湾的国际地位、统独问题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天天要去面对的。(土城，吕荣乐)
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吗?
十四 、《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 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我写"错"了)!
台湾的生存空间对女性较有保障吗?我不相信。你可记得那个把女孩奸了、杀了，还把脸皮剥下的恐怖报导?
十五 、我个人十分敬佩您的见解，想请教您：您移居德国，除了个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觉得在海外更能客观透析台湾两岸的问题与情势，并凭藉自己对中国及德国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试做谏言，其次可否谈谈您觉得德国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国，纯粹是个人因素，而且离开台湾觉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乡，我对它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台湾的发展光怪陆离，可塑性极高，对一个关心文化和社会的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实验室，可以亲身参与，甚至影响它的发展，我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国的。至于说，来到欧洲而扩大我的视角，那是塞翁失马，试图转失为得罢了。对您所说的"谏言"，我的兴趣也在锐减中——您看，我不是开始写小说了吗?
德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没趣的，或许他们的没趣正是他们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较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节目吧!夸张一点的说，在美国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见人们在无聊逗闹——女人在布丁池里摔跤或是比赛谁吃得下三百条香蕉;德国的电视一打开就是严肃深沉的人生问题大探讨——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彼此苦着脸讨论历史的罪愆，国家的认同，族群的和谐，正义与公理……每次我从德国一到美国就觉得全身轻松起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愚笨的、无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人!美国人的天真简单是日尔曼人所没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有历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们比我们更沉重，更没趣，因为——这是我的理论——我们虽有包袱，但忘记得也快。德国人记忆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来，您说康德有趣吗?黑格尔、马丁路德、希特勒、马克思有趣吗?托玛斯曼有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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