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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荡的世界_龙应台【完结】(66)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十六 、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虎,他们干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有趣"、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 、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 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不客否认, Die 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 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

  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黄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 、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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