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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龙应台【完结】(42)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拳,大者如盆﹂。108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109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__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 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

  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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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

  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勅谕﹂,一八九○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勅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少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勅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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