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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龙应台【完结】(54)

  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 八 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

  二十海浬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

  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Qī-shū-ωǎng|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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