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
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
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
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
木麻黄树下
槐生来到台湾之后，离开了宪兵队，变成港警所的警察，所以我的家，在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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