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
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
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
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
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
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的文化对话呢?1998 写于耶鲁大学
第5 节 上海的一日
我以为我与上海相识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联。
直到我去龙华看古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古寺旁据说是烈士公墓，我从偏门进去。庭园空荡寂静，新植的小树在风里簌簌作响。淡淡的晚午阳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着一层红晕。
蓦然看见柔石和胡也频几个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脚步。龙华?我难道没听过“龙华”的名字吗?1975 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溃。二十三岁的我，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有任何理解，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之残酷，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我在台湾可不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片片金黄耀眼，映着北美蓝得深邃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后，我回台湾写《野火集》。人们问我的政治“觉醒”始于何时何地，我想想，说，“在美国，1975。”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在龙华，1931。”
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直到1997 年的秋天，午后阳光暂时停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啊，这个龙华，就是那个龙华。
原来我的政治启蒙，始自上海。
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那片夕阳斜照的石壁，其实一直在那儿，等着我逐渐走近，最后发现于一刹那。生命里隐藏着脉络，脉络浮现了，你才知道，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傍着一架钢琴，我问他是否知道30 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微笑/永远那样”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陈钢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说：“当然知道，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穿过深不可
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于是我知道，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廿年前就已开始。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这个城市，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这个城市，挟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这个城市，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我爱上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如此相像?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又何尝只是偶然?在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租下一个“亭子间”开始过起日子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上海的美好，就在它气度的开阔，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疯狂的梦想的可能。
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30 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说是某一年的2 月26 日吧!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梧桐已纷纷抽出新叶，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也许拉着二胡，也许是小提琴。行人走过，听一阵，丢下几块钱。
这一天，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里求学。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外国音乐家在演奏厅里表演，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街上走着各色人种，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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