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这一天，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从绣花到烹饪，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伦理，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同时，几十家剧场在演戏：地方戏曲、现代话剧、实验新剧、日本能剧、希腊悲剧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卫的诗，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高谈阔论尼采“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一天，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一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
这一天，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
这一天，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
这一天，有几个作家得了奖，他们的《得奖感言》刊在报纸上。他们很高兴，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油条或鞋子。
这一天，我从里弄出来，在巷口“永和豆浆”买了个粢饭团——包了肉松榨菜的，边走边吃。晃到福州路，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那书店门楣上有个木牌，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着。
(原载1998 年2 月26 日《文汇报·笔会》)
第1 节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
——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
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
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
“怎么啦安安?”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
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
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喂——你——过来过来——”又是我吗?“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
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同志，这叫什么菜呀?”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那该怎么称呼呢?”
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学了再来。”“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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