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没见过。
台湾?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前面前面有人打架”“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 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 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 年8 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
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 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 年1 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
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第1 节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 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试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方必须学习去尊重对方的不同。”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
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是冷战后的几年;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算起。风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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