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作者：龙应台【完结】
自序：我的第一本书
《啊，上海男人!》结集成书了，才发现，这竟是第一本我为大陆读者所写的书，收入文章多数在《文汇报》发表过。在此之前，所有的书都是“转载”。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两天德国编辑问我的话：“在你的写作时间分配上，亚洲和欧洲所占比例如何?”还没人这样问过，沉吟了一会儿才能回答：“1995 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给欧洲，八十给中国台湾;1995 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给欧洲，百分之四十给中国台湾，四十给中国大陆。”面对三个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群的知识范围和关心的题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在三个文化圈之间“游艺”，表示这些读者群仍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品位，因为一个我，即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可能有两个表现风格。
1995 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年，《文汇报·笔会》副刊开始有我的专栏，像一扇窗子突然敞开——正值古老中国的20 世纪，生命躁动一如初始：我看见，我聆听，我印证脑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崭新而陌生的印象;还没回过神来，一半的我，已是一个大陆作家。
这本书里有三场论战，分别发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当天，听说《文汇报》编辑们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愤怒的上海男人的电话;可惜这些愤怒的声音没有文字呈现，否则一定是最鲜活生动的上海话!这里所收的十来篇议论文章——来自大陆各省、台湾以及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机会看到的——并不曾解决任何问题，严重的各说各话使得讨论失去焦点，等于没有讨论;但是各说各话在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体地突现了在不同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对文化认知可以错离到什么程度。大陆人和台湾人也许使用一样的词汇：解放、女权、自主意识等等，但是每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却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显得有点儿光怪陆离，我觉得，倒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之后，一位当地作家说，一夜之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文字能使一个人成为“人民公敌”，还真是对文字的高度赞颂。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以及留美华人都加入了这场论战，每一个人都因为见证过不同的历史而对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处在相对闭锁的社会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如何形成判断?一个人若对自己毫不怀疑;他又如何能倾听别人、与别人对话?可是认知不同岂止限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画家何怀硕与我同属一个社会，而且是朋友，却也可以爆发一场小小的辩论。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和一个民主体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地位，发挥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识分子容易成为英雄;在后者，他觉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间悖论在于，英雄时代的他本来就致力于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转向成功之后，他却怅怅然找不到自己!我们之间的争执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经验的价值变迁。
没有一场争论是我事先设计、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场争论对我个人都有一个震撼：如果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任何讨论都只是口沫横飞的幼稚争吵而已。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知识程
度来衡量吧。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凉的，除非你在里头恰好碰上几个可爱的人。《文汇报》的《笔会》为我打开一片繁花似锦的世界——在一个写作者的眼里，丑陋也是美丽的——我为这样的机缘觉得谦卑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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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节 初识——给上海读者
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
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 月1 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
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我说：“我知道。”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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