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原载1996 年6 月19 日《文汇报·笔会》)读者来信(一)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五十七、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从前天的《文汇报》上看到您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有，我就是一个，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
自从您在报上发表专栏以来，我几乎每期都看，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我更加喜欢，因为我也是湖南人。
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为之高兴和自豪。
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的关系，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只觉得您很有个性，很倔强。敢想敢说。看问题很敏锐。笔头锋芒四射。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说实在话，我不怕您见怪，我
从小就喜欢看书，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看书时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或去图书馆借来看。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
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
一是要花去很多钱，二是要收检和有地方存放。我们房子这么小，连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常去书店买书，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检的问题，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当然吵归吵，看我还是要看的。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时更忙，更累，因为有了第三代，要帮他们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
因此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排队买书看呢?有时一年到头都不去一趟上海市里。尽管还有些这方面的灵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陆人们心中有何等的影响，更加增强您的自信，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这里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女儿也很喜欢您的文章。
祝您永远前进宝冶读者1996.6 读者来信(二)应台先生：您好!
拜读19 日刊于《文汇报》您的《给上海读者》，为您的一片至诚所感，冒昧奉函，谈一点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岁的男性读者，一个以绘画为主业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绘画、读书、记日记于吾如吃饭、喝水一样重要。
读先生的文章也仅从今年《文汇报》改版后的《笔会》上《龙应台专栏》开始，很惊喜，看到就读。
您是我中国当代一位难得的睁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写的东西让人觉得实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种中国古代大文人和外国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气;特别可惊喜之处，这样的文笔又是出自我们民族近现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长廊中”走出来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陆的男读者憋闷得慌。扫视大陆文坛，数十年来，少有能挺着脊梁、亮着喉咙、坦然说话的，总是不得已说些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不知所云的话。我们很少读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闷得慌!除了数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陆女作家中大气的作品似也少见。一个女子走出学校，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大声说话，慷慨陈词，怎么能过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第2 节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 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
“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
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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