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
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
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
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 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们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们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
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话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们关心的东西呢?——“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
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 月24 日，才看见Lingle 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TheStraitsTimes(《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1994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柯清泉细读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之后，我认为其中的确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我要提出以下的疑问：一、尖锐批评说不过去龙应台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批评不需要婉转与客气，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龙应台毕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脱离不了的渊源是其一;中国大陆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开放后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
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法与经济强势并行前进导致许多的社会弊端是其二。
由于情况不同，对新加坡提出尖锐的批评是不恰当的，除了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新加坡目前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典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要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似乎说不过去。龙应台若是禀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二、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龙应台行文中特别强调“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文章的含义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连“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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