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的《亚洲周刊》有龙应台专访，她答客问中，有这么关键性的几句：“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看来龙应台质疑的，不是贾古玛说的话，而是他摆出的泛地区主义的姿态。她认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但不应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所谓泛地区主义，是以地域和肤色把人类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类，以洲名框之，当然笼统得以偏概全。单说欧洲人吧，东、南、西、北欧诸国，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界定，积习难改，虽然不科学，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称谓，看样子会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经济大国的日本，或者不与亚洲认同，但在外人看来，还是亚洲国家的一员。
龙应台若因贾古玛以亚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议其身，实有点矫枉过正，但她言论的重点，似不在正名，而是价值系统的取舍。新加坡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近来更积极部署，放开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 年后一举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标，只为增加银行存款数字，那么狮城前景，金光万丈。
好个女斗士，她偏不吃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这无可避免地涉及快乐和幸福的定义。狮城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话一向不含糊。他历来的信念是，为了保证新加坡社会的安定繁荣，群体的利益，绝对应该放在个人的权利上。本此，不但贩毒吸毒杀无赦，就连会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扰乱治安或损毁公器，打屁股。
这种措施，是否过分了点?是非标准是相对的。如果要我在“文革”
时的中国与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当然毫无考虑地选择后者。狮城的政治气候，禁绝恶声，立言是无希望了，立命倒够空间。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说，毒贩杀无赦，确是德政。
龙应台不愿放弃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怀浪漫得可以。在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怜”，都是被美国教育惯坏了。1991 年我应聘新加坡大学，未到半年，就萌去志。想来我和龙女士这种动物，心态颇像赫胥黎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乌托邦中，不但饥饿、疾病这种种人类有史以来的大敌一一成了历史名词，连气候的转变，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
脾气与情欲，也可由药物调制。
这端的是美丽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却无法忍受。免于饥饿和疾病的代价是丧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后表态说，二者之间他宁可选择饥饿、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机会清清醒醒作选择的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按(中国典故大辞典》的解释，“是指水过于清澈，毫无杂质，以至连鱼赖以生活的物质都没有了，鱼就不能生活。人对于别人如果事不论巨细，一味细察苛求，就没有人和他相处往来。”如果把鱼譬作书生、丈人，那么赖以生存的物质，得有一些成分是杂质。一个告诫连篇的社会，只有思无邪辈能生存。不过，新加坡以商立国，有嗜痴(杂质)之癖的鱼，既然不是社会中坚分子，多一条少一条也不会动摇国本。
龙应台族类可休矣。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容易受伤的新加坡人?台湾作家龙应台著文批评新加坡的价值观，不能代表亚洲，引起新加坡人强烈反应，纷投函报章反驳，并反讥台湾的乱象。是龙应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护国心切?10 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龙应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占玛到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门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怎么样”，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新加坡人反驳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龙来指指点点。也有人认为龙已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自然对亚洲的事物有不顺眼。更有人觉得龙的论调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针锋相对，指出台湾的乱象，如国会的肢体冲突，是否就是“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亚洲?这是龙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愤不平的，《联合早报》记者林义明认为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女作家蓉子也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政府领袖都是有见识及有成就的人，他们向西方国家传达一些亚洲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对?”诗人陈松沾认为龙应台没考虑有关国家的民情，龙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没去了解它们的实用价值。作家黄盛发也说，个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商人张瑾云则为新加坡的严峻法律辩护。她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是移民社会，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养不高，过渡时期当然需要严厉的立法，使人们就范。”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与舒服，言论是否自由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看法不一，而对自由的定义与范围也引来争议。龙应台表示，她在台湾生长，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过媒体、教育、公共政策等种种管道去塑造社会的所谓“个性”，但是比这些来自政府的操纵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觉得是人的自私。
龙认为，言论限制是一个透明的网，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觉不到“不自由”。但总会有一些人“长了反骨”去碰那张网而被“电到”，对这些人视
若无睹是没有正义感，而把言论自由这种东西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加以反对，她认为是义和团的作风。
龙应台以尖锐的笔针砭时政著名，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批评中国人不讲公德心，在80 年代震动台湾，如今她这把野火竟烧到狮城：1991 异议，只是这些声音新加坡人一般听不见。
在这场争论中，确有持不同意见的，但这些声音不多。现任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的王贤勤表示，龙的论点及要求并无不对，因为亚洲范围很大。
他又说，龙虽住在欧洲，但却具亚洲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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