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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_龙应台【完结】(30)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 年11 月号)为何只有一种声音?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很高兴,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应会更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时,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欧洲人”尊重自由,“亚洲人”强调集体。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

  “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为什么你认为新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我觉得新加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何看法?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这件事又有何看法?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 年11 月号)

  第1 节 我的十年回首

  1997 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

  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 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

  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 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 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 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 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 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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