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 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 年郎坤因《三国演义》
而革职;1738 年禁“淫词小说”;1753 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 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4——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 分钟，找到洪堡街36 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 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挤着一堆又一堆的学生和游客，扬扬沸沸，解说员滔滔不绝。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尼采的自述
曾经让我在寒夜孤灯下笑出声来。在自述里，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用一种狂妄的艺术姿态睥睨传统社会，重估一切价值。我不能不爱他叛逆的彻底。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国势力所及之处，文学就会遭到摧残，瓦格那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预言，有一天，人们会成立特别的讲座去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难道尼采，在他旷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将如何地被他最蔑视的人所扭曲误解?难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剧的诞生”?住进洪堡街36 号的尼采已经是个无法与人沟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发上睡觉;午夜，来探看他的好友却听见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里用全身的力气狂吼。第一个“误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丽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编撰，修改，重写。很不幸的，伊丽沙自是个德意志种族沙文主义者，而且有着庸俗不堪的品味。这个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里觥筹交错时，她还戏剧化地把一个大布帘突然拉开，让大家“瞻仰”坐在轮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病人。墨索里尼赠她以鲜花礼物，希特勒亲自三度来访;即将跃上权力舞台的纳粹在寻找使其政权正统化的理论支柱，伊丽沙白热切地提供了经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变成纳粹的国学。洪堡街36 号成为一个文化殿堂。
1945“法西斯”哲学家尼采成为禁忌。他的资料仍存在屋子里，但在东德的历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个擦掉。偶尔有外国学者来看档案，计程车司机必须把每一个前往洪堡街36 是整整半个世纪的遗忘，使那松鼠如此大胆自得，纵横来去，仿佛它才是这里的主人。
尼采死后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为官学，后五十年被贬为伪学。官学伪学当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的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的黑色预言听起来傲慢无比，却准确地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历史的没有真相，令人黯然神伤。
那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魏玛，是死在谁的手里?——5—— 希特勒的权力也是人民大众所赋予的，不是君权神授，爵位世袭，当人民大众取代了封建贵族掌权的时候，文化，又怎么样呢?1919“Bauhaus”。
Bauhaus 的原意是建筑工地上暂时设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为象征，推出自己的艺术理念：“视觉艺术的终极目的在于建筑。美化建筑曾经是美术最重要的任务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必须回到工匠的园地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建筑，在其中建筑设计、雕刻、绘画浑为一体。”把美术从冰冷的画廊里带出，带进人的日常生活空间里去，是葛氏的美术哲学。
很少人料到，Bauhaus 将影响整个20 世纪的西方美学和建筑。
葛氏招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来到魏玛，最有名的包括PauIKlee 和Kandinsky。头四年里，瑞士的JohannesItten 影响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禅宗的启迪，祟尚美的诉诸直觉而排斥理性分析，并且以禅院里师徒相授的方式教学，每堂课由打坐和音乐开始。
LaszloMoholy-Nagy 把结构主义的想法带来，试图结合艺术与现代科技。20 世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就在小城魏玛展开。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
它的锋芒。
魏玛的居民开始觉得不安;Bauhaus 艺术家的穿着不符常规，他们的设计光怪陆离，事事背离传统。魏玛的父母们要恐吓啼哭的孩子时就说，“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 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艺术家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一次大战的惨败，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使20 国艺术家，而且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世界性的，于是没多久，魏玛的大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文字;“不以民族为本位的艺术就是对祖国的谋杀。”发动攻击的是魏玛本地的作家和艺术家，挟着市民的支持。
这里，高涨的本土意识向Bauhaus 的国际意识宣战了。讽刺的是，反对先锋艺术的人多半以文化传统的卫道者自居，而他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传统。奇怪啊，席勒的作品里有多少批判现状、挑战传统的叛逆，歌德的思想里有多少对宽阔的世界文学的向往，到了卫道者的手里，全变成了死传统，像泡在福尔马林防腐剂里的伟人尸体需要士兵的捍卫!唉，德国人与中国人怎么这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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