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循规蹈矩，头发不敢长过耳垂。一个天生卷发的女生被老师讥笑为“爱漂亮”，她第二天剃了个大光头来上课。我没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烟，表示叛逆，因为我嫌烟味难闻。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因为，嗯，四健会只教了我跳土风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乐、不穿有跟的鞋子紧身
的衣服，不认识一个去过美国的人或者一个在美国有朋友的人;我说话不夹带刚刚学来的英语、不耸肩表示“无所谓”，不扬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听到音乐而摇摆身体当然，不怎么会跳舞。
儿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风筝极普遍，但我没见过买的风筝：都是自己用旧报纸和细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见女孩子玩娃娃，虽然我们美国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湾制的。以树枝或细棍打脚是最常见的对孩子的惩罚。打脸或头则是严重的。另一个惩罚方式是恐吓要把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自从我在村子里出现之后，鲍始的父母骂小孩时会说：“把你送到美国去!”显然是个非常可怕的惩罚，因为小孩反应很激烈。
———《鲲鯓》但是，我总会做什么吧?是的，我和同学谈方旗和余光中的现代诗、林怀民的小说、新潮文库的翻译书。我们读罗素、卡夫卡、王尚义。我们编《南女青年》，在上面写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谈齐克果和存在主义的文章。下课时，我躺在校园里的椰子树下看天空里白云的浮动。放学后，我们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郑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树。真正要回家时，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车。总要穿过孔子庙，总要从“全台首学”
的横匾下经过，也总要对庙门内那几株覆盖亭亭的大树看上几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产行门口等车。路的中线有栏杆挡着，不让行人穿越马路。我无意识地望着流过的车水马龙，突然吃了一惊，赶忙将发现告诉身边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从我们眼前过去的车子全部都是一个方向。”我指向右边。朋友看看车，看看我，半晌，说，“如果我们换到对面去站，所有那边的车子也是一个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过了好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问道：“你，今天才发现?”在五福特产行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黑人。他坐在门边端看一个中国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头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绒线织成，紧紧箍着他的头，我悄悄在他背后用手碰了下那顶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头发!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联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我除了读书之外，还是读书;三民主义和地理历史读得我受不了的时候，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写日记。1968 年，当布拉格的年轻人被苏联的坦克车驱赶的时候，我趴在床上写字：“这种苍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岁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整个灵魂是空的，轻得教人难以承受”当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里，没听说过“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苏联坦克，更没梦想过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从后门走到茄萣海滩，坐在黑暗的沙滩上抱着腿掉眼泪。
970 台南，明郑时的首都，在20 世纪初逐渐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长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渔村及农村，共有三十万人口。沿海一带因土质过咸，除番薯外无法耕植，故形成渔塘作业。台南气候属亚热带，冬季气温在华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间，夏季平均温度为华氏八十二度。夏季并不酷热，因有海风、台风及夏雨所致。
——《鲲鯓》1970 竟是成功大学的学生。联考志愿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师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愿。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却只有十分，第四志愿也算公平吧。我离开了茄萣，在台南赁屋而居。
1970 国。1972 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台大哲学系事件、成大
读书会事件发生，1973 年，越战使美国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 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但高层斗争更趋激烈。
我呢，骑着一辆单车，逛到光复校区去看花开正盛的一丛九重葛，揣摩“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滋味。逃课时，到榕园的老树下躺着想心事。晚上赶到全美戏院看场老电影，戏散后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场推着车回家。周末和工学院的男孩子们去虎头碑、乌山头、关子岭郊游，寒暑假参加救国团组织的各种育乐活动。国民党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学校园;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学，我也就不可能从其他的校园听到任何耳语。
在校内参加社团倒是被鼓励的。我和土木系的赖世声组织英语会话组，每星期请一些美军太太来校园里和学生以英语交谈。我们骑车到老远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门铃。次数多了，我也厌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赖世声就跑到育乐街住处板着脸孔教训我：“你的责任感呢?这一点都承受不了，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大事?”他稚气却认真的脸孔至今在我脑海中。那是台湾的70 年代;我们都是十八岁，我们都读蒋梦麟的《西潮》、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蒋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这个人》。
……青年们，你们的苦闷，岂不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你们的企图很多，你们要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时你们要为民族国家打开一条向上的路我劝你们先从培养自己的力量下手。
——蒋廷黻《青年的力量》我们不知道除了蒋梦麟等人之外还有我们读不到的陈独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那么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学里所有的知识累积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 世纪末回顾70 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 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 年代的台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年前，1970 年1 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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