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1985 年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
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干净。主持私人书院的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
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老板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扣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
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板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约会做什么?
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为什么我不懂Bob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1972年，成大学生由于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1994 年1991 台南领奖。
放下电话，我恍惚起来。台南，那是我少年启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恋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为我的地方，久违了。可是，我有一笔未了的债：我当年的无知对那些饱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么不可原谅的罪责。
《新新闻》不久前才报道，还有一个矿冶系的许武华从1972 年被囚禁到现在。我拿起电话，请求《新新闻》的朋友再次查清许武华是否仍在狱中，同时给成大校长去信：只要仍有一个学生在狱，我就无法接受这份荣誉。
回音来了，最后一名读书会受刑人亦已自由，台湾的政治犯已成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辆单车，迎着风去找那丛“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九重葛。九重葛没有了。“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烟消云散，何况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从追索那逝去的年华?我回头往榕园驶去，至少那几株老树还在，还在。
共同记忆的拼图台北人和世界各国的都会人一样患有自恋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来画一幅台湾地图，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范围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进海里的一点点尾巴就统统称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义是一回事，好像台东和台南是同一块。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声音最大，地盘最广，发言权最多。说是让我们一起来玩凑“共同记忆”这个拼图吧，怎么台北那一块越拼越大，布袋、云林、台东、屏东，都快不见了。再这么拼下去，21 世纪的人会以为台北就是台湾呢。
去年在瑞典认识了专门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国治。他向我发表几天相处下来对我的观感：“你怎么那么——那么——”他抓抓头，显然在寻找一个不太伤人的字眼，“怎么那么——天真?”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动声色;但是当我把“乌来”说成“乌山头”时，杨泽毫不掩饰地哈哈大笑：“你这个南部来的!”他在嘉义长大，知道乌山头在哪里。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这两个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钱宝在黑咖啡馆外想说未说的两个宇。是素朴，是孤独，是不合流俗，也有点愚笨和迟钝。我只是没有想到，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我竟然仍是一个“南部来的女孩”。咸咸的海风所给予我的，留在我头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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