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三年回头，我有一个发现。
写了三年以后，你的目的还是和开始时完全一样──为了了解你的成人儿子，但是我，随着时间，却变了。我是逐渐、逐渐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写这些信的，而且，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还蛮乐在其中的，虽然我绝对不动声色。
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到后期，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我却有了。我在想：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只是继续过日子，继续重复那每天不痛不养的问候：吃了吗──嗯，功课做了吗──嗯，没和弟弟吵架吧──没，不缺钱用吧──嗯……三年，真的不短。回头看，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这些通信，虽然是给读者的，但是它其实是我们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印，记下了刻下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我们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
在这里，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个“份”──不是出书，而是，和你有了连结的“份”。
爱你的
安德烈
2007年9月26日
一、十八岁那年
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喘气，刚刚赛完足球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假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美国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可是从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岁。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串小猪出来遛达。海风挟着咸腥味，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五年后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灿。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那时，已经二十三岁，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人家的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的鱼虾也成群结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的尸体。整条街充斥着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热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难说是自然的消毒还是加速尸体的腐化。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表演”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家带着凳子和扇子去广场上看戏，年轻人却在家里背书，准备永无歇止的考试;歌声从劣质的扩音器传来，日日夜夜像轰炸般无从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飘着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大声地说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你知道，我们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所以人们就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七零八落的东西满天飞。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里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烧废弃的电缆;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我们每天穿着白衣黑裙，而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就等于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满到你根本看不出里头有什么。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还附带卖斗笠和塑料雨鞋。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湾。你或许大吃一惊，说，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安德烈。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了，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高棉，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我后来去留学的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布朗德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北韩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一知半解，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了，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被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大学爆发了 “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我，知道的很少。安德烈，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你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吗，M?
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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