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 “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是剥夺还是给予?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面对黑白价值的颠倒，观看权力的更迭，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事情被颠覆、被渗透、被“现代化”、被 “后现代化”、被复杂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的，是吧?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缺陷。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是补不来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属于知识范围，不属于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心爱植物，但是生活艺术，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使我有美的贫乏，而有知识没有美，犹如大海里没有热带鱼。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社会富裕使你们习惯物质的追求和享受，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十八岁的你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们可能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的“水月”也去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谛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你们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知道，台湾的年轻人所票选出来的羡慕效法对象大多是有钱的企业家和有权的政治人物，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会是什么?终极的关怀会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联?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有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为自己而活?
MM
2004年5月12日
二、为谁加油?
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的奥运金牌运动员今天到了香港，万人空巷，香港人为他们疯狂。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怎么看个新闻要惹出这么不消化的问题?
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
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越南或者非洲的苏丹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
朋友懒得理我了，自顾自嘟哝说，“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可只为中国队加油。”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人，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做政治工具，他们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我觉得凉凉的。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作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突然，“中国人”这词变成了别人，甚至是“敌人”，而我们变成“台湾人”。然后尴尬的局面就常出现，譬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中国人的美学”时，很多人句子讲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么讲完这个句子，因为，民进党执政以来，自称“中国人”在今天的台湾可能招来白眼，极端不正确。但是把句子改掉，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台湾人的美学”，又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于是有很多句子不能说了。昨天在电视新闻还看见一个台湾的部长，正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简直要天打雷劈了，他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他面对镜头，心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凉”来自哪?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一种泡得过度肿胀的“台湾民族主义”使我反胃，反胃到疼的地步。政治人物用一只手把“台湾第一”和“爱台湾”掺血涂在自己额头上，然后伸出另一只手去指控别人爱台湾爱得不够。最近有十一个院士和很多民间团体站出来反对军购，行政院长，也就是西方的首相，竟然说，反对军购的人在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上有问题。
你或许会跳起来：用西方的词汇理解，说出这种话的就是个所谓右翼分子，怎么是这样一种人在作台湾的首相?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安德烈，这个首相以前还是个不错的地方首长，对文化也有点概念。但是很多人一掌大权，就走样。我其实也很困惑。权力的腐蚀力实在太大了。
中国的运动员被派遣来做政治演出，台湾的选手一样，被政治人物召见，拥抱，被推出去竞选，被招进来亲善。你知道，一个被长年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民族主义的饲料——不管是中国牌还是台湾牌的，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被操弄得变形了。
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却使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却是国内的弄权政治，我特别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把钞票抛向空中让赤脚的孩子去抢，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如何不人道地对待工人，我觉得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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