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名气很大，是目前看到的他最早的、也是最动人的抒怀之作。诗比此前的《庚子送灶纪事》、《祭书神文》、《别诸弟》等，境界与气魄均阔大，情思也高于前人。记得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曾有过类似的爱国诗作，但无论气韵还是风骨，乃至社会影响，均不及鲁迅著名。这固然与他后来文泽后人、声名益远有关，但诗的功夫好、性情别致，当为首要因素吧。历来注释此诗者，对其微言大义，解释得常常不一，可肯定作者志向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我觉得鲁迅之为鲁迅，此诗是个标志。倘没有东京那样的环境，是写不出此类绝句的。这诗既是己身的写照，也是爱国众游子内心的剖白。个人与民族，人生与社会，既沉重又悲怆，一种欲以生命拯救己身与祖国的爱意，在此间奔腾着。历代咏史与爱国之作，鲜有此诗这般磅礴大气。一边是茫茫苦难之海，一边是赴死成仁的志士，一动一静，在这儿苍然交织着。当一个衰弱的民族已难蠕动残身而自立的时候，听到她怀中长大的游子如此殷殷的歌哭，那是怎样令人怆然泪下啊!《自题小像》是一曲苍郁低沉而又雄浑的交响，没有哪一首诗，能这样唤起人们如此的幡然自省的情感。黑暗的长夜，无奈的逃遁，不渝的爱意，誓死的决心，都在此喷吐出来。晚清以后，中国文人多悲苦之音，惟此诗情境深邃，不哀哀切切，不自恋伤感，其调高古，又有不羁的情致。屈原的长叹，杜甫的悲咏，似乎亦无鲁迅此诗那样浩然大气。它确乎有传统诗的痕迹，但格调却是现代的，有理想主义意识，读之令人心魂俱动，仿佛深海里吹来的飓风，摇荡之后，散着不尽的凉意。
这是鲁迅思想重要的分水岭，此后所留下的文字，虽少了年轻人的血气，但气韵大抵是沿此而下的，直到晚年，亦有此种豪气。这豪气的来源，有传统的一面，如庄子、屈原，但另一面，与当时接触大量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有关。拜伦、尼采等人的作品，他已开始注意了，所购之书甚多，每每留意的，多是域外有反抗意志的书，稍长，渐染此习，心性也豪迈起来。又因为是穷中国人，不忘自己是“奴隶”的后代，那心境，也就忧患悲慨起来。当时他很注意的是尼采，那种以意志为内驱力的诗文，鲁迅是喜欢的，而欧洲“摩罗”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作，于他也有亲密的情感。那时他读了多少“摩罗”诗歌，我们已难知晓，可《自题小像》弦外之音的不同于中国旧诗内蕴的东西，显然是域外精神熏陶所致。倘不考察“摩罗”诗人传统的影响，对此诗的理解，大概是会流于片面的。
谈及此诗，我想起他那时“尚武”的精神。在弘文学院，他曾随日本的嘉纳治五郎学习柔道。嘉纳当时认为“中国文武分途，体育不讲，流于文弱”。给中国人上课，也把此观点传给学生。鲁迅是越人，故乡也有“雪耻”的传统，加之留学生中又流行“排满兴汉”情绪，他萌生出复仇意识也是必然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很有血腥之味。早期光复会成员，“尚武”之风盛行，以此而立复仇之志，这是时代的风尚。而留学生中，又流行“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的风气，文章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所以文风有怒气，是必然的。但鲁迅的作文，并不做作，是自然喷吐的，我说他有尚武的因素，旨在提及社会背景的作用。实际上，鲁迅与其他革命党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至少诗中的沉郁之气，是他气质与早期记忆的外化，外人故作深沉，是学不来的。
鲁迅本人对留日生活的描写不太多，只是在创作时偶尔回首一望，并不耽于回忆的美味中。这与周作人是不同的。1902年至1906年，鲁迅的活动多记于好友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周作人的回忆录，则记190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是了解他那时活动的权威性资料了。我翻阅这些书，总觉得鲁迅那时很激进，且又外表沉稳，不像文献所载的那些学生那么外向。他大抵属于思考型的人，直接的社会活动并不多。然而有几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加入了光复会，二是参加了文化译介工作。关于入光复会，后人回忆多有不同，可我觉得，他并不很激进，如他所说不是振臂一挥的英雄。但心里照例还是充满殉道感的。这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孙中山的排满意识很是一致。那时的光复会，是松散的组织，鲁迅究竟参加了多少活动，亦未可知。但有一件事，却是被后人记录了下来，这便是为《浙江潮》撰文。许寿裳回忆说：
一九○二年春，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同时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现录两首于下：
“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
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还有章先生的《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所爱诵的，其末段有云：
“……乃夫提师数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数郡皆蒲伏，至江淮鲁卫诸豪，悉诣军门受约束，群虏詟栗，丧气而不敢动。若公者，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余生后于公二百四十岁，公所挞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仇，爱类之念，犹湮郁于中国。雅人有言：‘我不见兮，言从之迈’，欲自杀以从古人也。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札，庶几明所向往。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他虽自惭幼稚，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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