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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12)

  20世纪初,日本差不多成了反满抗清的华人集聚的大本营。鲁迅初到日本,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就是革命党人的集会。名气颇大的章太炎当时正在日本,他与人发起了“支那亡国纪念会”,旨在“排满”,振兴中华。孙中山也参与了此项活动,给章太炎不少的声援。从国内来到日本的学生,稍有头脑者,便很快染上革命情绪,叛逆之意遂起,留学人员暗自参加“排满”的人甚多。鲁迅开始还只是个旁观者,后来热情渐高,与许多人有了联系。他曾参加过留学生会馆举行的团拜会,和东京的绍兴同乡恳亲会,也有交往。大约这个时期,他的民族意识萌动起来,知道中国确是一个弱国,而且做奴隶的时间又是这样的漫长。异国他乡,新奇的事物,可唤起的感情很多,但自尊心在此时却比南京时代强烈起来。那时中国的留学生,头上均扎着长长的辫子。日本小孩儿见到中国的学生,常讥之为“猪尾巴”,起哄更是常见。鲁迅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试想,在维新后的日本,西装革履或衣着雅态的和服的民族,见到长袍马褂,拖着长辫的中国人,其内心是何种感受!落后与蛮荒且不说,形象之陋,已不堪寓目了。

  但清国的留学生,混日子、四处作乐寻欢的人并不在少数。那时出国者,也不乏有权有钱人的后代,积习也带到了国外去。敏感的鲁迅很快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对民族的失望与期冀,混杂地交织于一体。《藤野先生》中讥讽留学生跳舞时的描写,很能体现鲁迅的心情。他对汉文化下的国人的诸种病态,已有了本能的敌视。

  去日本不久,学校的学监大久保对鲁迅等人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诧异半天,吃惊地叹道:“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3]弘文学院是尊孔的,日本人提倡此点,是否出于对清国的尊重,还是儒学确实被东洋人看重,不得而知。但这事给鲁迅的印象,一直不能忘怀。所以,留学生活也有使人失望的事情。学校的制度较为严格,留学生们与校方的摩擦也时常发生。例如校方对学生告假方式与交款事宜的规定,就曾使许多人因不满而大举离校。罢课风潮也时有发生。鲁迅那时常出入于进步党人中间,虽多为旁听,但熏陶之下,反抗之心也渐有萌动。大约到日本不到一年的时候,他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剪辫,在当时是要勇气的。他刚去日本的第三个月,清政府就曾拍电报给日本外交部,云中国留学生如有剪辫者,要整顿之。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则无论官私,悉放逐出境。在清政府看来,剪辫有辱国人精神,同化外俗,乃不道行为。校方对此管理也较严格,所以,要下这份决心,是非果敢者所难为的。鲁迅剪辫后,果然招致了监督的大怒,扬言要停了他的官费,送回国内。这记载于鲁迅小说中,或有演义的成分,但此事说明剪辫之难,却是可信的。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记鲁迅剪辫之事时说:

  一九○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豫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豫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囟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4]

  这个记载很有意思,那无非说明,初渡日本时,鲁迅的个性已渐露出来了。我们读此段文字,当然可以想见他青年时代的热情和立意在反抗的精神状态。晚清留学东洋者可谓多矣,独鲁迅那段故事,流传甚广,这里可究可叹的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提他的《自题小像》。大约1903年4月,鲁迅以断发小照赠许寿裳同学,后来补题旧诗一首: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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