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知堂回想录》，2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909年4月，周作人已打算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了。这一月的一天，周氏兄弟的好友许寿裳，也准备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觉得，在日本再待下去，费用已成问题，便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其实，鲁迅本想在日本再从事一段研究工作，但为了弟弟和家庭，只好放弃了这一想法。
羽太信子比周作人小两岁，她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身下还有弟弟、妹妹三人。羽太信子那时是一个“供应饭食的人”，与周作人渐有感情，遂生爱意。已经结婚多年的鲁迅，对弟弟的亲事似乎无反对的意见。他在二弟结婚两个月后，返回祖国，这颇合中国人的道德之情。作为兄长，为弟弟的生活创造条件，对鲁迅来说，是应尽的义务。但因为羽太信子家庭较苦，弟妹尚小，鲁迅的经济压力很大。他回到故土，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化学教员，每月要给周作人寄钱，由于周作人那时雇着保姆，生活需求自然增大。“寄给周作人的钱，主要也是变卖家产而来的”。[1]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两年，鲁迅便催促二弟归国，大约在1911年5月，周作人也结束了留学生活，携家人返乡。
周作人本不想立即返回家乡的，他还有读法文的愿望。要不是鲁迅亲自去日本把他接回，恐怕还要学更多的东西吧。在哥哥面前，反抗是不行的，鲁迅对弟弟自有他的威严。一方面得到哥哥的爱，另一方面又受到某种规范，周作人隐隐感到了鲁迅对他的压力。但这压力并不像后来那样大。至少在回国前后，他对哥哥大致是唯命是听的。
留学生活的结束，对兄弟两人来说，是生命的新的转折点。从异邦回到祖国，面临的首先是生计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20世纪初，读书人的出路，在国内大多只是教书，周氏兄弟一开始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在我看来，这多少有点无奈。故乡毕竟不是东京，年轻人的美梦一旦遇到现实，便不可避免地有点失落。这种情绪，周作人曾流露过，读他的日记，便可看出一二来。鲁迅的感受想必也是复杂的。看他在故乡教书时搜集野史的劲头，我总觉得是寂寞时光的产物。这与他在日本译书时的状况比，显然有了变化。他刚到30岁，但心境却有老成的一面了。寂寞像长长的蛇，紧紧地绕着他们，使兄弟俩长久地徘徊于新的选择面前。
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终于使封建帝国崩溃了。事态发展十分迅速，绍兴不久就光复了。推翻帝制，是中国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事情，晚清几代文人的思想启蒙，终于奏效，中国文人的憧憬开始得到了实现。周作人那时刚回国不久，未能亲自参与革命活动，倒是鲁迅卷入了其中。革命是快慰之事，鲁迅一生中还很少那样地投入过。三弟周建人在回忆文章里，曾记载了鲁迅响应辛亥革命的经过，读后便想像出鲁夫子当年热血沸腾的样子。周建人记叙鲁迅组织游行、印发传单、鼓舞民心等事，很是形象。例如他率领武装演说队安定民心，号召众人起来革命等，和他的性格是吻合的。绍兴的光复，鲁迅立了汗马功劳，那一段体验，后来写进了他的小说里。这轰轰烈烈的一幕，周作人没有赶上，他闭户不出，对天下事只是旁观着，并不过于热心。或许是刚归国之故，周作人的心境尚未完全调整过来，虽然他那么欣赏哥哥当年的举措。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民风与社会习俗依然如故。鲁迅不久便看到了这一事实。王金发、秋瑾事件对他的教训，可以说是深刻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在根本上改变世风，谈何容易!周氏兄弟其实早就悟出了其中悲剧的一面。换汤不换药的社会更迭，使中国依然沿着老路慢慢爬行着。鲁迅预感到了更为严酷的现实。
那时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周氏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为《越铎日报》写了许多文章。《越铎日报》创刊于1912年1月3日，是一些年轻学生所办。此报得到鲁迅大力支持。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写道：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已而思士笃生，上通帝旨，转轮之说，弥沦大区，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索虏则负无量罪恶，以底于亡。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民声寂寥，群志幽■，岂以为匹夫无与于天下，尚如戴朔北之虏也。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前此罪恶，既咸以归索虏，索虏不克负荷，俱以陨落矣。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使更不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复见瘠弱槁枯，一如往日，则番番良士，其又将谁咎耶?是故侪伦则念之矣，独立战始，且垂七旬，智者竭虑，勇士效命，而吾侪庶士，坐观其成，傥不尽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国民之外。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翼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勉，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猗此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鸷夷纵虐，民生槁枯，今者解除，义当兴作，用报古先哲人征营治理之业。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况复神驰白水，孰眷旧乡，返顾高丘，正哀无女。呜呼，此《越铎》之所由作也![2]
在激昂的情绪里，可见出鲁迅个性中昂扬的一面，其锋锐性已露出大半。《越铎日报》倡明新义，多批驳封建旧意识的新声。周作人在报上也多次撰文，承其兄余绪，抨击旧礼教也掷地有声。周作人此时写的文章，在发表前，多经过鲁迅修改，两人还保留着在日本时合作的方式。自然，观点也大致相近。他们均未料想到，中国的变革，会来得这样快，而时代的质的变化，又这样慢。二周在心灵深处，深深地体味到了一种苦涩。经鲁迅修改、周作人执笔的《望越篇》，很能代表他们那时的思想：
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附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更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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