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传，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有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于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之为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于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循，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龟山操》曰：“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3]
文章确是有些伤感，在革命年代，头脑依然如此清醒，且又多宿命之感，这是唯有思想明晰又深谙历史者才有的感觉。
辛亥前后，周氏兄弟一度沉浸于搜集金石、整理国故的乐趣中。这是兄弟两人很美好的一段生活。现在想起来，是迷人的。我常想，从域外归来，两人不约而同地喜欢上整理旧的典籍，其动因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现实的无奈，或许不会这样潜心于以往吧?鲁迅的劲头十足，甚至还想结社刊印故土的文化典籍，他致许寿裳的信中曾说：“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弟弟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很重要的文献。此书最早由鲁迅动手来做，后由周作人扶助，虽几经周折，但终于完成，在整理古文化遗产上，两人的努力与汗水，确是令人感动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一部史料书，内中搜集了会稽地区先贤著作8种，人物传记与文化沿革充杂其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的搜集工作，始于鲁迅十几岁的时候，后因外出求学而中断。回到绍兴后，鲁迅思古之情又起，遂萌了续做的念头。在校勘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同时，他还整理了《古小说钩沉》。这也是件极艰苦的劳作，其量之大，校勘处之多，都是难以想见的。《古小说钩沉》编撰也始于鲁迅的少年时代，那么小，便留意于史料的打捞，可见其旨趣之不凡。中国古人是看不上小说的，那均是街谈巷议之事，难登大雅。而鲁迅很小即醉心于小说之类，后来于此处大建奇功，早年的熏陶起了作用。他在日本与弟弟钟情于小说，也是情有缘由的。鲁迅对《古小说钩沉》十分看重，周作人回国后，便受兄之托，帮助抄写。他后来说：“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月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4]抄书是很苦的劳作。先是精选，几乎等于大海捞针。主要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聚类》、《玉烛宝典》、《雕玉集》、《太平广记》、《事类赋》等辑出。周作人对古代典籍的兴趣，受鲁迅的影响是自然的，在帮助鲁迅抄书的同时，也涉猎了其他的古董，收益很是不小。读他此时写的日记，可见出鲁迅在情趣上对他的熏染之力。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周氏兄弟主要把精力放在寂寞的抄写古籍与整理故乡的文化沿革之中。此间鲁迅完成了《岭表录异》、《古小说钩沉》等，周作人则把精力用在了儿童文学研究、译书、抄古文等方面。从当时的治学状态上看，周作人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醉心于古文物的收集外，对古代民谣、儿歌、日本民间文化、希腊文化、西欧神话等，都有研究，并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儿童文学研究文章，用力殊多，他的高雅的品位已在那时露头。不过，周作人写的许多文章，大多让鲁迅看过，经过哥哥的润色，才拿出来发表。鲁迅是看重弟弟的学问的，在广度上，显然不及弟弟，但文字功夫，鲁迅却好于作人。从现在保存的一些兄弟的同篇文章手迹中，可见出周作人对哥哥的信任态度，鲁迅的认真劲也一清二楚。但无论是整理古籍，还是从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他们精神深处，似乎仍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通过对旧文化或域外文化的反省，来思考改造中国人精神的原动力。在周作人看来，是一种美育的问题;而在鲁迅那里，大概是在寻找民智与民魂。请看周作人在《搜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中写的文字，便可见他们在文化学上的一种热情：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5]
周作人的实地调研劲头，比鲁迅的抄古碑是不相上下的。看看他写下的诸篇学术小品，便可领略那时的状态。现在想来，他们回国后，从职业来看，在知识分子那儿，还算不错的。鲁迅曾任师范学堂监督等职，周作人则被推举为教育会长，可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仕途上，业余时间，差不多都陶醉于书趣之中。这是留学归国后两人的默默思索的时期，也是重新设计自我、探求人生之路的苦闷期。试想一下，当他们从热烈的、充满诗情的留学生活，忽地返回到停滞的故国，心境是怎样的复杂。摩罗诗人式的激情与尼采式的声音，在枯寂的抄古书的劳作中，渐渐地弱小了，绝望与希望，于此中同时并存着。历史在悄然地变革着，青春也慢慢地从体内流过，他们似乎听到了历史与人的残酷的进化之声。然而传统的黑暗使他们一时无法调动自己的全部热情，而是一任长夜在无声地流动。读那时鲁迅写下的文字，大概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想，他们的心境，大致有相似的部分，彼此的世界，也多是如此。有什么比无奈更让人痛苦么?周氏兄弟在故乡工作的几年里，是深味寂寞之味的。
鲁迅不久便对教育工作失望了。他有个时期，想到上海的报馆和编译馆工作，但由于对方不了解他而未能如愿。离开教书工作，另谋职业，原因有多种。一是对绍兴政局的不满。辛亥革命后，绍兴一如既往，恶势力照样横行于城内外。一些人貌似绍兴革命党人，实则对百姓亦有凶残状，鲁迅与这些人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二是兴趣转移，他似乎对潜心治学和独立的社会活动产生兴趣。所以当1912年2月，许寿裳写信催他去南京任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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