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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23)

  鲁迅的这一次出走,是他一生重要转折的开始。从此他迈入了仕途,在官场上一呆就是十几年。同上两次的远离家乡一样,鲁迅走于前,周作人随于后。鲁迅在南京只呆了两个多月,便随政府迁至北京。5年之后,他便把周作人也调至北京,为他找到了新的工作。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想起来觉得二人确是亲同手足。两个人在生活地址、业余爱好的选择上的一致性,让人很觉有趣。鲁迅仿佛远去的风筝,后面永远跟着的是一根绳子。周作人随着其兄,飘来飘去,在精神走向上,亦多相近的地方。

  鲁迅是在1912年5月5日抵达北京的。这一天开始,他把扔掉了多年的日记又拣起,从此记日记从未间断,直至去世为止。鲁迅去教育部,先任科员,后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是一个闲职,平时工作并不多,官场的松闲,大约是中国的特色。白日有时枯坐,甚是无聊,而每每有社会活动,有时又荒诞滑稽,鲁迅于日记中,记过这种感觉,其情其状,一想便可知其大半。

  我注意他来京后几年的日记,与二弟的通信之多,之频,是出乎一般人的想像的。兹引1912年6月鲁迅的日记,可见其兄弟之情与怀乡之情的浓厚:

  一日 下午寄二弟、三弟信。晚同恂士、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

  五日 下午寄二弟信。晚雨与雷,少顷霁。

  六日 下午雨。得二弟信,三十日发。夜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

  十日 晨寄二弟信……

  十二日 晚自天津返北京。微雨。得二弟及信子信,并六日发。收五日《民兴报》一分。

  十三日 晚小雨。饮于广和居,国亲为主,同席者铭伯、季市及俞英崖。收六、七日《民兴日报》各一分,有《童话研究》,起孟作也。

  十四日 晨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午后与梅君光羲、吴〔胡〕君玉搢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作公园不。收八日《民兴报》一分。

  十五日 午寄二弟信。下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并九日发。收九日《民兴日报》一分。

  十六日 星期休息。上午赴青云阁购袜子、日伞、牙粉等共二元六角。又赴琉璃厂购《龚半千画册》一本,八角;陈仁子《文选补遗》,阮刻《列女传》各一部,共六元。下午寄二弟及三弟信。晚协和、谷青来谈。

  二十二日 得二弟信,十五日绍兴发。……

  二十三日 星期休息。上午寄三弟信,内附与二弟信一小函。……

  二十六日 ……下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杭州发,内附《童话研究》草稿四枚。……

  二十八日 午后小雨,旋止。四时赴夏期讲演会述《美术略论》,至五时已。收三弟信,二十二日发。……

  二十九日 晨寄二弟信。又寄三弟信。收本月津贴六十元。下午至直隶官书局购《雅雨堂丛书》一部二十册,十五元;《京畿金石考》一部二册,八角。得二弟妇信,附芳子信一纸,二十三日发。……

  兄弟间的信几乎隔两三日就一封,一直保持了多年。通信的勤,此无它,乃心系家乡,并有抚养家口之累。母亲、妻子、弟弟均远在千山万水之外,作为长子,要负担起家业之责,便少不了牵肠挂肚。读这些日记,深觉作为孝子和兄长的鲁迅责任感之强,虽并不清楚其间内容,彼此的信件几乎无保留者,但大致能感到他们在学术领域里关心的话题。鲁迅似乎像周家的垦荒者,每次都是只身一人闯荡于社会,这其间也有朋友的支持合作,但为谋生也好,觅路也好,他确是一个冒险者。周家的家业,似乎系于一人之身,于此中所耗精力,要占去他大半时光。旧语云:“长兄如父。”这是不错的。从日记中可看出,鲁迅对二弟的感情确实不同寻常,这里可看出鲁迅身上典型的东方人气质。为了家人的生活,他比周作人付出得要多得多。

  这个时期两人的通信中,谈国故的整理仍是一个话题。鲁迅北上后,念念不忘尚未整理完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此书已费去先生十几年的心血,他很想将此书刊行流布。1914年10月,《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成,11月间寄给二弟,请他在故乡印制出来。周作人回忆说:

  此外我在绍兴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刊刻那《会稽郡故书杂集》。这原稿是鲁迅预备好了,订成三册,甲寅(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由北京寄到;二十五日至清道桥许广记刻字铺定刻木板,到第二年的五月二十一日,这才刻成,全书凡八十五叶,外加题叶一纸,连用粉纸印刷一百本,共付洋四十八元。书于六月十四日印成,十五日寄书二十本往北京,这本书是我亲自校对的,自己以为已是十分仔细了,可是后来经鲁迅复阅,却还错了两个字,可见校书这件事是很困难的。《故书杂集》的题叶是陈师曾所写,乙卯日记(鲁迅)四月项下记云:

  “八日……托陈师曾写《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一叶。”陈君那时也在教育部里的编审处,是很杰出的艺术家,于书画刻石都有独自的造就,和鲁迅是多年的旧交。因为从前在江南陆师学堂的时代便已相知了,他们因此很是托熟,在鲁迅日记上很可看得出来,例如丙辰年六月项下云:“二十二日……上午铭伯先生来,嘱觅人书寿联。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两人的交情,约略可以想见。师曾所刻图章,鲁迅有“会稽周氏”及“俟堂”诸印,又尝省去兄弟三人名字的“人”字,模仿汉人两个字的名字,我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加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砖文”的,很是古拙,我曾利用汉砖上的一个“作”字,原有外廓方形,将拓本缩小制为锌板,其古趣可与相比。这里附带说及,也是很可纪念的。[6]

  书印得很少,鲁迅执意以周作人名义出版,并不署自己的名字,可见其大度。周作人后来也说,鲁迅不注重名利,对个人得失想得少。至少和兄弟相处,他是这样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序文,为鲁迅在北京时所写,但后面署名,是周作人。读这篇序言,我以为一是可看出书的趣味之浓,可做好的书话来读;二是能体现他们的兄弟之情。试想一下,自己十几年心血凝成的作品,却以弟弟名义刊行,除了爱,恐难以再找到合适的解释。这是天下大慈大善之心,兄弟无间,情致合一,这在现代人来说,是少见的。

  除了整理旧籍的相互合作外,鲁迅还积极为二弟的译著的出版找门路,所花精力亦不少。如,周作人在东京翻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原稿由鲁迅修改誊正,一直未能出版。周作人几次投递出版社,均遭拒绝,于是只好委托鲁迅在京城寻找门路。鲁迅日记中,曾记此事,虽只淡淡几笔,但可见用去的时间很多。所以,周作人的成名固然与自己的勤奋有关,鲁迅的推举,实在功不可没。对鲁迅而言,在弟弟面前,有种父亲般的情怀,这不仅是道义上的,就其品性而言,有种与生俱来的爱意。一直在长兄眷顾下的周作人,对世间繁琐的社会交往的承担,是微小的。所以后来内心的沉重感不及其兄,也是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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