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其所涉猎的领域亦十分广泛，有边沁学说、康德的思想、佛学理义、科学精神等等。因接触大量域外文明，对中国国民遂生出诸多不满。早年力主维新，倡明变法，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述多篇宏论，其中《过渡时代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等，思想一新，颇为青年注意，亦可谓启蒙的先声。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1]看到了时代的转机，导之以世界进步之声，这是梁启超那代人的功绩。他们甚至天真地把“黄金世界”的到来，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鲁迅归国以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的一种纠正。一个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异常沉重的。这种价值的承担，鲁迅与周作人都有过，鲁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在对中国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鲁迅有个时期抄古碑，周作人“闭户读书”，均是对现实绝望的一种态度。生活太苦，世道甚危，面对古老的民族积习，他们惟有长叹而已。一方面是接受西方人文学说的启蒙者，另一方面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之海，面对此，周氏兄弟有着巨大的悲哀。他们早期写作中，呼吁人的文学，写实的精神，大概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吧。
对周氏兄弟而言，留学日本，均有几本洋人著作影响自己的终生。举一个例子，鲁迅特别推崇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国人气质》一书。这书的观点，对鲁迅后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作用不可小视。他在死前的14天，还在文章中呼吁有人能将此书译出，使国人看后能够猛醒。周作人则信奉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学说，认为此人的理论，对国人认识妇女，认识人自身，作用甚大。周作人后来有关妇女问题的观点，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兄弟二人接受的这两种学说，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对两人的作用，却超过其他哲人。文化传播的这种现象，不独在中国，于世界各地，恐亦有此类雷同，颇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是心悦诚服的，这里丝毫没有国粹的余痕。他们后来不久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仔细想来，确是悲壮的。
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于1894年美国纽约佛莱明公司出版，1896年，日本涩江保译为日文，取名《支那人气质》，由东京博文馆出版。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看过此书，想是必然的。他后来曾4次在文章中提及过此书，希望有人能译出，如1926年所写《马上支日记》，1931年致陶亢德的书信，1935年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文，1936年所作《立此存照》(三)。如此看重此书的内容，在鲁迅那里是非同寻常的。《立此存照》(三)云：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2]
鲁迅译过的书籍可谓多矣，但不知为何，自己一直未去碰史密斯的著作。从他多次谈及此书的情绪上，对其内容的兴趣，恐并不亚于苏俄的新潮作品。我想，或许此书为早年所看，后来接触新潮东西增多，欲多了解新知的原因，所以未能亲自转译。不管怎样，这部以直观性来论及中国人的书，确实是一部令人猛醒和震惊之作。我读到它的汉译本，心里长久地被刺激着，觉得被一种异样的利器，挑透了自己的隐痛。那是怎样刻骨难忘的感受!我仿佛突然在习以为常的生命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窘态。原来我们是这样的!这种感受，跟读鲁迅的文章多有不同，鲁夫子毕竟是中国人。而在洋人的眼里，我们拥有过那么多古老的积习，那么多非文明的形态。而史密斯并不以挑剔的目光打量我们，他实在也抱有一份对中国人的敬爱。愈是这种基督式的情怀，那目光所射出的力量愈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我想，当年鲁迅读到此书时，其感受，或许比我们今人，要更苦涩吧?如果不是这样一类书籍的存在，周氏兄弟那一代人，不会有着更强烈的自我意识。懂得了别人目光中的自我，便懂得了如何去“立人”。我在周氏兄弟“五四”前后写下的杂感中，分明看到了史密斯的余魂。《热风》、《坟》等作品里，那种对国民心灵的拷问，在许多方面，其思路是接近的。
《中国人气质》问世的前后，正是中国启蒙者调整思想、酝酿社会革命的时期。读一读那时梁启超诸人的文章，对国民劣根性的内省，亦有史密斯的诸多思路。中外学人的互为感应，在那时已很深了。所以，1902年前后，鲁迅和许寿裳谈及“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不是从天而降的观念，受到时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对史密斯是赞佩的。一个传教士，能以此种目光，善意而又客观地看待中国诸民族，确是我们的教员。兹将该书目录排列于下，可见其大致思路：
第一章：面子
第二章：节俭
第三章：勤劳
第四章：礼节
第五章：缺乏时间观念
第六章：忽视精确
第七章：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欺骗的才能
第九章：柔顺的顽固性
第十章：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守旧
第十五章：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第十六章：生命力
第十七章：忍耐与坚韧
第十八章：知足长乐
第十九章：孝心
第二十章：仁慈
第二十一章：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社会台风
第二十三章：连坐受法互相牵连
第二十四章：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
鲁迅何时读到此书，确切的时间虽不清楚，但其中一些章节，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他后来回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从事的是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小说与杂感，均是对国民心态的呈现。那些细微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其背后昭示的，便是国民灵魂深处的东西。这与史密斯在许多方面是相呼应的。而且在情感与生命的体验上，更为深邃和切肤。例如谈中国人的“面子”，写阿Q的自欺、节俭、勤劳、麻木、忍耐性等等，与《中国人气质》一书，在精神走向上多有相似之处。《二十四孝图》批判中国礼教杀人的画面，似乎与《中国人气质》批评的如出一辙，只不过鲁迅的作品，更形象化，更具亲历的悲剧性而已。读过史密斯的书，再看鲁迅的文章，一个是基督式的博爱，另一个是佛的慈悲。史密斯看中国人，大抵是不错的，那都不是历史与文化上的分析，而多属日常生活的归纳。由于不属于历史文化范畴，故少玄学味，没有过多的文化偏见。我们读起来，有平易的一面。鲁迅之看中国人，自然不像史密斯那么外观，他是切入其中，而又时时不忘是其中的一员，因而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声音，便格外苍凉。我觉得，史密斯对中国人气质的分析，至少从直觉的角度，是公允的，虽也有矛盾的视角，如一方面肯定中国人勤劳，但又对勤劳过程的坚韧和忍耐性缺乏逻辑上的分析，故显得平直和表面化。但总体而言，他勾画了一个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这形象在几代洋人的眼里，是颇具典型性或固定的类型性的。一切有自我意识的人，读到此，倘不生出感慨，是难以想像的。中国古人向来瞧不起异邦，何况是域外的土著?但当自己也在别人眼中，被当成落后而古老未开化的种类时，其感觉当是复杂的。是接受，还是拒绝，抑或视而不见?这多少可看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中国大多数人选择了后两者，在自娱中悠然消磨着时光，于是自然也生出消磨时光的悠然文学。滑向这一路是很容易的，而大胆地接受“近代化”，以知耻的气魄迎着羞辱，是要有勇气的。这便是“五四”启蒙者的价值承担，没有这样的承担，以自省意识去解析自我，启蒙众人，只能在平庸的路上滑行。史密斯不是种族歧视那一类的人物，其所言所感，善意与友爱表露无遗。鲁迅从中汲取的，不仅仅是思想，更主要是他的价值态度。倘若没有这种人间真爱作参照，其作品便不会有冷热交织的气息。以史密斯对中国人弱点的透视为参照，寻找中国人性格中缺乏的人性的因子，在鲁迅那里是十分悲壮的行动。这一行为，几乎贯穿了他整整一生。他后来译介俄苏小说和文艺心理学著作，均是这一思路的结果。输进更多的中国人缺乏的光与热，是那一代人的使命。把中国人的气质落后的一面驱赶到历史的尘迹中，我已经在鲁迅的文字里，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思想来自于域外文化的撞击，来自于类似史密斯这样善意的外国人。不承认自己是弱小、充满病态的人，要找到疗救者，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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