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气质》一书中，来寻找鲁迅思想的来源，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应当说，史密斯对中国人个性的梳理，是十分精彩的。他不像一般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那样古板地考察问题，有许多内容，是从观察和体验中来的。他注重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生活习俗、价值态度，对其历史也较清楚。这部扎实的书一方面充满了对古老帝国人的爱意，另一方面，对国民劣根性给予了坦率的批评。考察一个民族的个性中深层的东西是困难的，何况又是一个外国人?他在中国的二十几年，深入实地，阅读报刊，结交朋友，从社会心理到文化形态，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的世态民情，确是不易。此书多直观的描述，理论分析恰到好处，无极端主义倾向。上至帝王官僚，下至平民百姓，远及古代文化，近逮日常起居，所述详备，切中要害，尤其谈中国人落后习俗，读之令人汗颜。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看到了中国人个性萎缩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视野也较为开阔。一个长久地生活于中国本土的人，无论怎样聪慧，是难以写出这样厚重的著作的。史密斯的新颖的视角，广阔的时空观念，对比的价值态度，使他的文字处处迸射着沉重的爱意。鲁迅后来差不多接受了他大部分思路。例如，史密斯强调中国人忽视精确，智力混沌，可谓一语道破国人认知上的弱点。这弱点的根本，是思维的问题，而思维的载体，在于语言。所以鲁迅后来在翻译中主张直译，反对意译，乃在于改变中国人表达思想的含糊，不确切。他后来干脆主张以拉丁文的拼音字代替汉字，其动机亦在于此。再如，史密斯强调中国人的欺骗才能很高，他说：“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尽可能长地隐瞒坏消息，不得已传达时，也采取伪装的形式，然而，中国人所要求的‘好形式’欺骗性过强了，以至使我们吃惊，感到毫无意义。”这批评是中肯的。鲁迅后来讽刺国人的弱点，也抓住这一劣根性不放，对“瞒”与“骗”的抨击，至今读来，亦让人感喟良多。史密斯分析了中国人种种弱点之后，把其生成原因，与古文化、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儒道释的思想和皇权统治，导致了中国人气质上的落后与保守性。他以孔子和孟子的言行为例，在这些圣人那里，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惜以欺骗的形式与人交往。这种欺骗，在中国人眼里，是出于礼节的需要，并无亵渎真理之义，但在洋人看来，不直接陈述自己的观点，顾左右而言他，是不道义的。这观点，鲁迅甚为赞同，他对孔孟儒学毫不客气的批评，对虚伪的正人君子之流的攻击，都是有别于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鲁迅认为中国缺少正视现实、坦诚为人的一面，这恰恰是《中国人气质》一书阐述较多的地方。至于在引进科学方式、兴新型教育、强调人格等方面，亦有共同的感受。我读《中国人气质》一书，不仅惊讶于洋人的敏锐，更主要是看到了鲁迅与西方汉学界的互感的态度。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以洋人为师，是要有勇气的。鲁迅在审视国民性格方面所具有的气魄，确是一般中国人所少有的。
史密斯论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结构时，掩不住一种深切的失望。这与其说是对中国的，不如说是对人类的一种情怀。东西方的民族千差万别，各有优劣自不必言。西方人在中国人的忍耐与坚韧方面，所受的鼓舞，想必也是不少的。但史密斯深切地感到，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这个缺少诚与信和人格力量的国度，倘无科学、教育、基督式的爱的普及，要振兴起来，是不可能的。他尖锐地指出，用道德说教与榜样的力量来影响国民，几乎无任何作用。他引用巴伯(Baber)的观点说：“一句话，中国人必须开化。除非借助外部的力量加速这一进程，否则要想完成这一进程，一千年的时间都嫌太短。”作为一个中国人，接受这一理论是残酷的。但近一百年的历史已说明，打开国门，吸收域外文明，是再生的必然之路。但“被近代化”是痛苦的，不仅要有精神上的阵痛，文化上与肉体上的折磨也显而易见。如果你承担这一事实，就必须付出代价。鲁迅对此的感悟极其深刻。他后来主张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也是这一动机使然。史密斯对中国民族失望的一面，对鲁迅自然也有感染，他对中国人也开不出药方，除了宗教的仁爱外，读罢此书，最深的感触，便是警觉与失望吧?不过，史密斯有两点颇使人受启发，一是中国属大洪水之前的民族，其习性、风俗、宗教，尚未经过大洪水后的巨变，其顽强的生命力，决定了这一民族尚不属行将灭亡的民族，中国的潜力，还远没有焕发出来;二，改变中国，要靠科学和新文艺，这两种，为中国亟须的一类。仅仅靠科技、贸易看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单纯地以道德来教化国民，恐亦难以奏效。他说道：
让我们听一下人类文明的伟大倡导者马太·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论述：“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谢希腊。希腊在人类面前举起了艺术和科学的旗帜，就如同犹太人举起了正义的旗帜。现在，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旗帜的举起，自然占据了他们的全部身心，品行却被当成了简单的家常事。辉煌的希腊，就是因为不注重品行而消亡了;因为他们缺乏品德、坚韧和性格……不仅如此，现实成功地表明，在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的知识和美好的事物越来越多，知识受到如此的尊重——表明现在统治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艺术和科学的突出成就，而是正义的崇高地位。”
为了革新中国，必须追溯性格的动因，使人格升华，良心必须得到实际的推崇，再不能像日本天皇家族那样囚禁在自己的宫中。现代哲学的一位主要阐述者曾很好地阐明这样一条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炼丹术能点石成金。”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就会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
这是基督徒所具有的仁慈的情怀。读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鲁迅那时先科学而后又以文艺救国的信心，何以如此坚定。说鲁迅直接地接受了史密斯的思想，我们或许有武断的一面，但至少这种观念和时尚，对青年鲁迅有潜在的熏陶，这种猜测并不为过吧?《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等文章，就带有着这种思路。其一是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强力意志，这些都是中国人最少有的品质。其二，把科学精神、个性主义艺术风范当成立人的不可或缺的源泉。鲁迅似乎觉得，要改变中国人的气质，倘无科学与艺术，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思想，在我看来，至少是对《中国人气质》的另一种呼应，它的内在的情愫，由于是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其动人性，其深刻，是为史密斯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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