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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潮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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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交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交。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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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题为《百无聊赖者之歌》，载1921年2月《民铎》第2卷第5号。
在《女神之再生》里，诗人借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象征二十年代初中国封建军阀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的众女神之手，来“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究竟如何创立，诗人只是于诗剧的末尾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他已“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由于诗人目击这无垠的黑暗，不愿再写那黑沉沉挓蹚蹚的文章，因而他努力在诗剧中灌注光明和希望：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如此把理想和愿望当作活的现实来描绘，化为现实的人生图画，正体现了郭沫若卓然独步的浪漫主义精神，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因此，一九二○年十月，当沫若在《学灯》双十增刊上第一次阅读鲁迅(1881—1936)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时候，虽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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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在文艺新潮中拍浪击水的郭沫若，自然向与自己的浪漫主义意趣相同或近似的弄潮儿靠拢。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郑伯奇以及陶晶孙(1897—1952)、何畏(即匡亚民)、徐祖正(1895—1978)等人书信和文稿往来更加频繁，每有佳作必钉成小册子相互传阅，而且各人会随兴在篇末所留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文诗”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浪人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浪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浪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潮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待到地球冰化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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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Green》确实代表了这一群凫进文艺新潮的年轻弄潮儿活泼的生命力与勃然的希望，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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