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十
沫若对文学的狂热，越来越导致对医学的厌弃，几度想转学文科，终因挚友和爱妻的劝阻而作罢。他于烦闷绝顶之际，迎来了满怀希望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当他提笔给田寿昌写信的时候，恰好又收到了成仿吾的来信，大伙儿不约而同，谈论的都是关于筹办纯文学杂志的事。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他们明白，如果说前阶段新文化运动的锋芒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那么现阶段应当着重于新文学的建设了。这个想法，不但意味着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而且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日后成立社团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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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仿吾语，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寿昌信，1930年3月《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不久，仿吾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就忙不迭地应正在改组编缉部的泰东图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主任。沫若觉得这是实现他们愿望的好机会，便决计暂时休学，跟仿吾一同回上海工作。四月一日，两人在门司市会面后登上轮船，风急浪大，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大海在欢跃，船儿在游曳，白鸥在追踪，眼前的这一切物象，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沫若顿时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与仿吾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读着仿吾随身带的德译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即《处女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发觉自己的性格颇有点象《新时代》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不是吗?“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①轮船驶入黄浦江口，沫若倚着船栏远望，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他恨不得跳进江心，饮几口国内同胞喝惯了的水。跨进市区后，他盱盱晘晘，想好好看一看这阔别了六年的上海滩。黄毛蓝眼的水兵狎持妖艳的女郎，驾驶着马车横冲直撞，留下一股股难闻的腥骚味和一串串刺耳的笑声;大腹便便的老爷伴着嘴唇猩红的太太，从铮亮的乌龟壳里爬出爬进，在变幻万千的霓虹灯下，他们的脸色一会儿发青变紫，一会儿又闪着血的红色与鬼的绿气;挂满了烧鸡烤鸭的橱窗里，透过灯红酒绿的折射，一双双被饥饿之火灼伤了的眼睛，……原来这理想中的“平和之乡”，不过是光怪陆离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梦中惊醒了的沫若，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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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沫若和仿吾落脚下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料改组的事已成泡影，人家已经有了编辑班子，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热情。泰东图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经理赵南公只顾赚钱，虽要他们帮助编书出刊物，却迟迟不下聘书。仿吾见此地没有容下两个人的位置，便叫沫若留下继续经办上海的事，自己则回到家乡去，在长沙兵工厂当了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沫若独寓在编辑所里，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学杂志，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终于获得同意。然而孤单单无人可商量，事茫茫没有一点头绪，到底杂志该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由哪些人供稿，怎样结社，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定出具体的办法。看来有必要重赴日本，以走访各地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意见。
六月初，沫若回到福冈。离家仅两月，可妻儿已被追求高额租金的房主逼得搬了家。当他看到在新居门口玩耍的蓬头垢面的和儿，以及背负着博儿里里外外奔忙的安娜，忍不住“泪浪滔滔”。为了丈夫的前途，枕边还来不及叙完离愁别绪，第二天安娜又把沫若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在京都，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晤谈后，随即又赶往东京。他坐在夜车里，独自盘算着办杂志的事：友人们的态度不能说不热情，不过大家的课业都很重，稿源将难免供不应求，似乎以出季刊为宜;至于刊名，谦逊一点可用《辛夷》，夸张一点，不妨就用《创造》。有了这番比较周密的考虑，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何况他知道，去年仿吾也曾多次与达夫、资平等人商议过这件事，现在再谈正是时候。
到了东京，他先去骏河台杏云病院，看望因胃病而住院的郁达夫。久别重逢，正是“六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两人的感情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达夫问起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形，沫若气呼呼地说：“别提啦!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之类又大大抬头。有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当作工具，去和政治团体相接近，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他还尖锐地指责了那些连德文字母也不识的人，竟在那里侈谈康德、尼采和超人，连法文巴黎也不知道的人，居然在那里妄评柏格森的哲学。
“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达夫不无讽刺意味地答道。他联想到他们将要办的刊物，又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们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立的?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吧。”
沫若的话入情入理，达夫没有再说什么。
紧接着，沫若又访问了田寿昌和其他许多朋友，但对此事最热心的还数达夫。于是在达夫出院后，沫若又赶到他的寓所第二改盛馆去，并邀来了张资平、何畏和徐祖正等人。初夏的东京已经开始了燥热，在这间六铺土席的屋子里，由于一下子接纳了好几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顿时不免显得又挤又闷。最爱讲话的何畏，在听沫若谈了日前看的电影《格里格里博士》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分析之后，正兴致勃勃地就此生发开去，喋喋不休地议论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主人达夫打断了他的话头，表示：“我们还是乘沫若在这里的机会，赶紧商量商量办杂志的事吧。”病后格外清瘦、苍白的他，说了这句开场白就带住了。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前庭饱满、双目充溢着睿智的沫若。
“你说说看，咱们的刊物取个什么雅号?第一期是不是已经约到了些稿子?还要兄弟们凑些什么?……”尚未待沫若开口，多嘴多舌的何畏又连珠炮似地向他射出“话流”。从来不爱多说话的徐祖正扯了扯何畏的衣角，示意他住口让沫若来讲。
“刊物我建议取名为《创造》，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这后面一句抑扬顿挫，如同朗诵诗歌，特别有激情，博得伙伴们的一片掌声。“至于稿件嘛，就得靠兄弟们出力啰!”沫若以期待的眼神环顾着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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