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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涛集·离沪之前》
乘着养病的间歇，沫若努力著述的同时，还购读了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党关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高尔基的《夜店》、芭蕉的《七部集》、国木田独步的《号外》、《春之鸟》、《穷死》等政治、哲学和文学名著，一面充实和丰富现在的自我，一面检讨和总结以往的道路。当安娜去内山书店帮他买《资本论》时，内山完造带着惊异的眼光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的确，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郭沫若依然是文学家。不过，也有人把他认作革命家的。当时邓演达在香港与谭平山、章伯钧(1895—1969)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他们把上海作为该党中央所在地，特派章伯钧游说郭沫若，邀其加入该党，并请代为起草一篇宣言，沫若均谢绝。二月三日，有人送来邓演达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沫若付印，沫若看了一遍即交还。邓演达、谭平山等人虽与他是老朋友，但他对他们的思想现状十分不满：怎么可以认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作用和可能性呢?难道只有他们的中华革命党才能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吗?真是无稽之谈!他们绝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前不久他在小说《一只手》中早已表明，工人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眼前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风声越来越紧。二月十九日沫若在日记中写道：“近来外边检查甚严，又破获了机关三处。”为他的安全着想，周恩来又重新考虑了沫若的出走方案。是仍旧奔赴苏联呢，还是再次横渡日本?有人说赴苏是上策，沫若也觉得去日本如同进监狱;但恩来反复思量后，还是劝他选定日本，因为日本离中国近，在这儿著书立说出刊物，可以很快影响中国的民族文艺，而苏联隔得太远了，要在那里出点刊物影响中国，必定既慢且难。好，就到日本去吧，沫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反正路是人走出来的。
行程确定后，朋友们争着为沫若夫妇饯行，最使沫若心儿不宁的是，彭漪兰也在座，多日来的思念之情彼此心照不宣。日前他曾酝酿以他俩在盐酸寮的那段生活为剧情，表现一个新的主题——革命与家庭，现在女主人公就在面前，可是在这样的场合却有口难言。她怕使他难堪，他怪她过于拘谨，两人憔悴的脸色反映了一样的忧心。这扰人的烦恼折磨着安娜，也齿啮着沫若的心……
行色匆匆，刻不容缓。为躲避敌人耳目，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郭沫若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登上日本邮船“卢山丸”，家眷则另乘“上海丸”，约定三天后在神户会合。沫若与来汇山码头送行的内山完造相互拍拍肩膀，彼此交换了眼色，便匆匆走进船舱。昨晚幸蒙郑伯奇、李一氓通报，说国民党龙华卫戍司令部已侦探得他家的地址，准备今晨将他捉拿归案，多亏内山完造相助，介绍他与成仿吾临时在日本人开设的八代旅馆住了一夜，这才得以顺利地上路。
汽笛拉响了，沫若透过玻璃窗环顾江面上的一切，风景依旧而时局全非，不胜白云苍狗之叹。去吧，苦难的祖国在默默为你送行，可怜的母亲完全体谅你的依恋之情，待到他年云消雾散时，她会伸出双手重新将你召回。
郭沫若传--第七章 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
第七章 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
十九
大革命失败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在猜测郭沫若的去向，有的说他早就琅珰入狱，有的说他已经血卧疆场，谁会想到他竟隐姓埋名，又悄悄地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在神户与家人会齐，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去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的娘家。
久违了，东京!这个在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中几乎溃灭的都会，现在又已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被日本人誉为“火中再生的凤凰”，沫若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尽管东京的市容对他说来已经不那么熟悉了，但听着满街踢哒的木屐声，他感到无限的亲切。东京!你曾为我和安娜作了美好的“嫁接”，如今枝蔓上已经“果实”累累，可是自己多年来却未曾好好尽过做丈夫的义务和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似乎有些愧对你这“月下老人”。一种补偿的急切感追迫着沫若，必须赶快找个地方安居下来，好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了。他想起北伐前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结交过一个叫做村松梢风的日本朋友，目前正在东京编辑《骚人》杂志，不妨找他想想办法。村松热情接待，并辗转拜托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向市川检事樋口打了招呼，最后沫若由樋口陪同见了当地警察局局长，说明了来此地寄居的缘由。于是，沫若和安娜才得以从东京品川区花子娘家搬到了千叶县市川市居住。
千叶县是东京湾边上的一个半岛，与东京市隔着一条江户川，河西是东京，河东便是千叶。沫若在江户川畔安下家来，用的是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孩子们上学也暂从母姓，这倒不仅仅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同学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把自己的本名隐蔽起来。因为郭沫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经由当年的诗人一跃而为现在的“左派要人”了，此间报纸上早就登载过他及其全家的照片，作为一名“政治犯”，怎能抛头露面呢?何况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够严寒的，沫若来到市川不上十天，田中义一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于三月十五日逮捕了一千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又下令解散工农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于是中国又在谣传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甚至北平的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刊载了《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的消息，不少青年人悲哀地为他洒了一掬又一掬同情之泪，有的还做了长诗表示深切的悼念。沫若知道自己竟然成为关心他的人心目中的“亡灵”，实在感慨万分!
正如江户川的水昼夜奔流，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心潮激荡，国内外的青年朋友们对自己如此关心，我怎么能这样隐没无闻?应当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因地制宜，开辟新的战斗阵地。在这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不是还在致力于探索科学的真理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和介绍在中国尚处于启蒙阶段，如何使这种科学真理中国化，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它的根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沫若便从这里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即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广泛涉猎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论著，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七、八月之交，他忽然想到儿时曾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便到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本，细细研究起来。这部两三千年前的古籍，向来被人们当作一座“神秘的殿堂”，沫若探身觌面，却发现它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是意味着以矛盾的对立来解释事物变化的原因吗?书中表现的宇宙观，正蕴含着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他化了六天工夫，完成了长篇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易经》上的神秘色彩，从卦辞、爻辞中窥见的周代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精神生产的模型，证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由原始公社变成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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