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弯弓就中的。沉浸在喜悦和疲惫之中的他，正准备抉择第二、第三个选题时，八月一日午后，突然几个蛮横的警察不经招呼就闯入他狭窄的小屋，根本不容问清来意，便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往东京京桥区警察局，经过一番审讯后即被拘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古人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现在反过来倒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了，他越想越莫名其妙，那里会知道，这是由于京华堂店主小原荣次郎走私案的牵连。原来创造社约定每月资助沫若生活费一百元，按月交给上海的内山完造，然后再由东京的小原荣次郎转交沫若。此次警方侦查小原的走私行为时，发现了他与郭沫若的关系，以致沫若亦涉嫌被关进警察局。不过这只是导火线罢了，其实日本方面早就在注意郭沫若的行踪，当初冒名“吴诚”的陌生客人踏上他们的国土后转眼之间便不见了踪影，他们曾多方搜索，怀疑“吴诚”就是郭沫若。后来他们暗中扣留了成仿吾自柏林给沫若寄来的信，终于从这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入牢狱的沫若，却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尝受铁窗风味。昏暗、霉臭、窒息，愤慨、疑虑、惆怅，直至深夜，同监早已进入梦乡，而他却始终不能入寐，一个又一个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自己：日本鬼子是要把我正式投入监狱，还是把我引渡给中国政府?是要不明不白地偷偷杀掉我，还是把我驱逐出境，事先通知中国方面，待到一上岸就将我逮捕?……沉闷而燠热的天气，更助长了他的烦恼。他一夜未合眼，心里不断在诅咒：鬼子，你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第二天又经过一番审讯，所提的问题大抵和昨天一样，诸如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样做岂不是负有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警方的耳目?沫若再度坦然地作了答辩，说明使用假名的用意只在蒙混上海的宪警，而对于日本却毫无歹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日本的事。警方抓不到把柄，却又不放心，因而又重新把他投入牢房。又是多么难熬的一个不眠之夜呵!到了第三天，日本警方才宣布将他释放，但是给了他一顿严厉的“训饬”，要他循规蹈矩，绝不可图谋不轨，否则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沫若完全明白：从此以后，他在这个岛国已经成了被监视的对象。跨出警察局的大门，天是阴沉沉的。代替刚踏上这岛国时的亲切之感，是满腔的怨恨之火在燃烧。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沫若丝毫感觉不到“恢复自由”的欣喜，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被日本警方从狭窄的小监房，转移到社会的大监狱中去罢了。
这次事件，多亏安娜及时恳求横田兵左卫门同去拜托平田熏检事斡旋，她的奔走才算奏了效。看到眉目间充满忧愁的丈夫回到了身边，安娜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沫若无声地把她搂到了怀里，两人久久相偎依，说不出一句话来。夫妻是能共患难的，朋友就不尽然了。因此事受牵连也被拘留过的村松梢风，如今见到沫若，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热情。至于小原荣次郎夫妇，更是埋怨不迭，表示今后决不再帮助沫若办理汇兑。原先和睦相处的邻居，如今也都投之以异样的眼光，是戒备，也是鄙夷。这是一堵人为的墙，沫若感到烦闷，安娜更感到窒息。不得已，只得易地而居。新址离原来的住处不远，背靠松林茂密的真间山，面向宽旷的田野，地方相当僻静。沫若时常带着孩子们上山散步，站立在一座佛寺前的高墩上，倚着一棵古老的苍松，遥望江户川的滔滔流水和对岸的东京郊外，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
可是刚搬进新居，被称为刑士的便衣警察即接踵而来，这是警察局专门派来“保护”郭沫若的，每隔一、二天就要登门拜访一次，不管你欢迎不欢迎，他都要缠住你问这问那，目的在监视你的动静。自从被拘留过一次以后，日本当局竟把郭沫若当作“巨头”，刑士当然不敢放松。有一天，一个刑士好奇地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沫若开了个玩笑，他伸出四个指头，本意是想说有四个子女，不料刑士伸出了舌头，吃惊地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沫若不禁哑然失笑，好吧，就让你们怕怕我这位拥有四万兵马的“巨头”吧!
最讨厌的是，沫若同时还受日本宪兵的监视。这些家伙身穿马裤、脚套长统马靴，来时必定吆五喝六，耀武扬威，孩子们一见到他们就吓得躲在父母身后，沫若一见到他们就感到一阵恶心。经常光顾的是一个恣肆横暴的宪兵中士，总是不打招呼就径直由后门闯入，有时还从甬道跨过栅栏窜进正屋。按日本的国法，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一天，沫若忍无可忍，不得不予以干涉，中士居然咆哮如雷：“怎么样!?我就是奉命来看管你的!”沫若亦不甘示弱，喝道：“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你犯了你们的国法!”后面这句不说犹可，一说出来反而给对方抓住了话柄，遭到了一番奚落：“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似万枝利箭穿心，沫若心头一阵又一阵绞痛，却只能紧攥着直冒冷汗的拳头。有什么好分辩的呢?趾高气扬的鬼子之所以能在自己面前耍威风，是因为他的同类正在中国境内横行，前不久发生的“济南惨案”，不知有多少同胞被他们奸淫杀戮，听说单单躺在血泊中的就有五千余人，连中国政府特派交涉员也被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外交人员同遭杀害，而蒋介石却下令不准抵抗。小日本鬼，暂且记下你对我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更不会忘记你对中国欠下的一笔又一笔血债，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的!
就这样在日本的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沫若重又钻进书斋埋首著述。新居的书斋是他的宝地，虽然只有四席半面积，但是蜗居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种种的不愉快，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所研究的问题上去。继《易经》之后，现在他又专攻《诗经》和《书经》，撰写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进一步探寻了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东周之后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的痕迹。
“自操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虫”，他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一部又一部古籍的研究和探讨上，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不过并不心满意足。因为这毕竟是娱情聊胜无的事，他的心底里企求的原是更多的实际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新春伊始，他在给友人张资平的信中说：
我可以说一句开诚布公的话：我们都是因为有了老婆和很多的孩子。假使我们是单身，无论怎样冲，我们都冲得来的，而且不仅是在口头，不过我们尽管不能作怎样轰轰烈烈的活动，我们的志趣操守总是正确的。①当此革命低潮时期，沫若根据形势发展和具体环境作出了新的努力，既注意保存实力，又积极充实自己，确实表现了志趣操守的坚贞不移。他要在这块新开拓的领域内，用智慧和汗水竖起一座辉煌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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