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死而复生，鲁迅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新文艺可不能让它和鲁迅一同逝去，沫若深深地感到鲁迅遗留下来的责任的重大，怎么办呢?好在“鲁迅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他想：“拿着剑倒在战场上吧!以这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道路。”②
二十四
自从流亡日本以来，郭沫若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研究，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已经被他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只要是他所能涉猎的畛域，他都作了尽可能的勘探和耕耘，其成果是一篇又一篇、一部又一部署名郭鼎堂的文章和专著。“鼎堂”，沫若此次来日后新取的别号，从一九三一年发表《毛公鼎之年代》起正式公开署用，现在几乎代替了他的本名。由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已将郭鼎堂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合称“四堂”。说起“鼎堂”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呢。《说文解字》云：“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贞、鼎两字可以通用。鼎而附之以堂者，取其音“丁当”，取其义“鼎当”。沫若曾说“在感触上这个别号，实在有点陈而且腐，它的作用也就在有意地取其陈腐”。③当时不是有人担心他成天价摩挲古物，会“玩物丧志”陷入陈腐而不能自拔吗?其实这是沫若在特殊的环境里，借金石之学磨炼自己对祖国的忠贞。一九三二年，他曾在《金文丛考》标题页的背面，用古文字题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心情：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说难》《孤愤》。
我遘其厄，媿无其文。
爰将金玉，自励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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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鹅：《留日学生追悼鲁迅》，1936年11月12日《新民报》。
②《坠落了一个巨星》，原为日文，中译文见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③《鼎》，1936年6月《质文》第5、6期合刊。
沫若怎么会自甘沉沦?在他的心底蕴藏着英光正气，他要向自视甚高的“国粹”先生们挑战，特别是要向标榜“整理国故”的不可一世的胡适之流挑战。就在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沫若从报刊上见到胡适大言不惭地声称：“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格法诺·兰登来打罗斯福——有人说：你不能拿没有人来打有人。我们对于左派也可以说：你不得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对于如此这般狂妄的论调，沫若以为只有靠实战才能取胜，即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货真价实地“打”得他个落花流水。
鉴于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除林泰辅著有《龟甲兽骨文字》之外，未见其他著录，沫若即乘寄寓此邦之便，想方设法广为搜集。早在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他就偕弟子田中震二开始从事探访，先后到过东京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造访过的收藏家则有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田中庆大郎、内藤湖南、富冈君撝家属等，总共看到的甲骨多达三千片左右。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国内收藏家刘体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册，托金祖同(笔名殷尘，1914—1955)送到东京，希望能有人加以利用、进行研究，这又给沫若提供了方便。从此，金祖同亦师事于郭沫若。师生二人朝夕过从，孜孜仡仡，反复研商，整理编释，其乐无穷。面对一张又一张拓片，由纸上不同形状的甲骨文字，沫若常神游旷古，陶醉在幻想与现实难分的境界中。看，这一张拓片上的字，一连串都歪歪斜斜不成体统，其中仅有二、三字合乎规矩，显然这是初学者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相助之结果。此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沫若觉得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发现。在众多甲骨拓片之中，时有断片残简，长期以来无头无主可寻，沫若居然能条分缕析，顺藤摸瓜，合二、合三甚至合四为一而成整简，使原来不可读或读不通的卜辞，得以返其本来面目。
当沫若正在着手将刘体智所提供的拓本选编为《殷契粹编》的时候，东京的著名汉学家河井荃庐托人捎来了信息，表示愿意以自己所珍藏的资料与他换阅刘氏拓本。对于河井荃庐，沫若久闻其人其事：他是日本财阀三井银行的老板三井源右卫门的学术顾问，对我国殷墟文物、明清艺苑十分熟悉，手头掌握的甲骨以及其他诸器物的拓本极多，向来视之为天壤瑰宝，秘不示人。据说中村不折曾向他告借石鼓拓本照片而未允，但他对郭鼎堂却非常敬慕，早就有谋一面之意。
这年初夏的一天，沫若偕金祖国往东京拜访河井荃庐。他穿着一袭府绸大衫，这是安娜特地从衣箱底下翻出来的，大概考虑到河井荃庐是位有名望的人，她一定要丈夫穿得体面些。这件衣裳还是当年他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她为他做的，多年来一直未舍得穿过。师生二人来到河井家，主人大喜过望，真象五体投地似的伏在席上欢迎，表示久仰和景慕。沫若也连忙回了礼。河井老人从书房对面的一间木板屋里搬出他的宝贝，让客人仔细端详了三井和他本人的藏龟。沫若感到大开眼界，他悄悄地告诉祖同，无论在中国抑或在日本，这种古物要算河井的最精了。河井看他们对他的藏品赞不绝口，不免有些喜形于色，便伺机说：“既然郭样(先生)和殷样(先生)对于这些很有兴趣和心得，我想在明年与藤原君办《书道杂志》时，要请你们两位给我们写稿了。”沫若满口应承，他还指着祖同对老人说：“他要拓你们贵国藏的甲骨，将来也需要你多多地帮忙和指教呢。”后来金祖同编的《殷契遗珠》、《龟卜》等书，就是取材于河井等人所藏的甲骨拓片，沫若曾一一为之作序，叙述其成书之颠末，说明其成就之不易，以公同好。
沫若与河井荃庐的这次晤面，收获更大的还在于得以借阅渴望已久的石鼓文拓本照片。石鼓文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原文是十首四言诗，分别刻在十块鼓形的石头上，其制作年代久远，唐初方被发现。明代嘉靖年间锡山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兼印书家安国，他收藏了石鼓文最古的北宋三种拓本，号称“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传世后可惜三种本子均于抗日战争前被民族败类出售给日本三井源右卫门，其间从中斡旋的就是河井荃庐。一九三二年秋沫若在文求堂书店曾有幸目睹“后劲本”的照片，这是三井的儿子借给朋友观看而流散在外的。沫若即据以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收入《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之内，并把翻印的照片寄回国内，由史学家马衡(1881—1955)、唐兰两人负责印出，当时误信耳食之言，曾以为是另一种拓本的“前茅本”。与此同时，上海艺苑真赏社又将“中权本”冒充“十鼓斋中甲本”。此中蹊跷怎样才能阐明呢?必须查对三种拓本。现在沫若终于从河井手中看到了这三种拓本的全部照片，真是快不可言，便立即委托美术家林谦三照了相，拿拍电影用的卡片重印下来，再去扩印成大幅照片。对之细加考察，沫若断定石鼓的制作年代当在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七七○年。他还发觉，石鼓呈馒头形，这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它所象征的是天幕，如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说明秦襄公时代的生产状况离游牧阶段不远，所以在刻石上采取了这种形象。随即他补充和修改了《石鼓文研究》，然后将书稿连同照片寄给了上海孔德研究所负责人沈尹默。沈氏收到后，即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予以公开出版，并在序中说：“近来研究《石鼓文》者实非一家，比诸往昔，发明已多。唯于建石之意推阐无遗，而持论精辟者，固当推此著为第一，要非阿私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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