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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45)

  沫若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鼓文的考释都有所建树,大大有助于他对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文艺创作准备了条件。他是喜欢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在流亡日本期间,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等,都曾先后成为他笔下的人物。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将自己的历史小说结集为《豕蹄》,当时正在提倡汉语拼音文字,朋友们替他加上了插画的同时,每篇后面还特地附上了新文字的译文。“豕蹄”者,猪蹄也,沫若于序中有言:“这个名目我觉得再合口胃也没有,而且是象征着这些作品的性质的。这些只是皮包骨头的东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为很平民的家常菜。”

  创作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研究,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这时候他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往往需要借助想象以发展历史的精神。孔子是“道贯中西”的大圣人,然而在郭沫若的眼中他也还是人,而绝不是神。《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通过沫若的大脑,竟幻化为充满生活气息和幽默感的历史小品《孔夫子吃饭》,一个“巧伪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孔子等人困饿了七天,是颜回解围并得到了馈赠,拿着米回来煮粥给大家吃,孔子心里着实佩服他,可是嘴上却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有老天爷看承的呀。”大家担心锅里的粥不够吃,孔子亦不免忧虑,他看到颜回先掏了两指头饭送进嘴里,便觉得伤了自己作为领袖的尊严。后来弄清楚这是误会,他把自己的疑心告诉了大家,于是又得到了安慰:“我的领袖的尊严,并没有受伤。”

  《荀子》有句云:“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疆也。”这句话经过沫若巧妙的艺术加工,居然被敷陈为情节生动的又一历史小品《孟夫子出妻》,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圣人之徒为圣贤和女色不可得兼而矛盾的心理:一会儿想舍老婆而取圣贤,一会儿又决定与其远师孔子不如近法夫人。

  《孔夫子吃饭》和《孟夫子出妻》中的孔孟都是“巧伪人”,沫若自信并没有故意要把他们漫画化或者胡乱地在他们脸上涂些白粉,而是在事前已经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绘出其真容。在他看来,“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还要不负责任。古人是不能说话的了。对于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黄,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①但对已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作者的笔则是要采取反叛的途径的。孔孟有虚伪的一面这原是客观事实,而沫若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和盘托出这一面,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都在鼓吹尊孔,妄图借历史的幽灵以掩饰他们的丑恶面目,用“大成至圣先师”的香火以迷惑大众的心窍。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情地刨了这些坏种的祖坟,的确可以收到讽谕的效果。

  栖身了无风处的沫若,尽管不能亲历祖国境内斗争的风浪,但他也还是感觉到了浪头迎面扑来,他不愿坐视,迫切需要参战,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写小说、做文章都能配合。遗憾的是自己时时痛感对于国情的隔膜,无法从祖国人民活生生的生活中采撷资料进行创作。近来不是有人责备他“石女化”了吗?他不想辩解,对他说来要紧的是行动。他一天都闲不住,就连胸部生了碗口大的痈,医生说有生命之虞,他也还要坚持读书、看报和作文。疼痛难忍的创口,使他产生一个执拗的念头:“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②他多么渴望返回祖国,直接参加火热的斗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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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从典型说起》,1936年10月《质文》第2卷第1期。

  ②《归去来·痈》

  沫若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祖国的动静,每有好友来访,总要尽情谈论抗日的形势。这种对母国无限怀念的心情,在他题赠给朋友的一首五律中,表现得极为真切: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

  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

  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难甘共鱼烂,矢得一升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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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信美非吾土》

  离别祖国快十年了,无论国还是家,都发生了怵目惊心的变化。亲爱的母亲和大哥已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先后病故,最使沫若痛心的是无法回国奔丧。来日本的第五年,又由沫若亲自接生,新添了一个儿子志鸿。家庭的拖累倒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种种刺激。一九三六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原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的武装政变,宪兵居然也要把沫若拉去询讯。此次暴乱很快被平息,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更加反动,积极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在经济上推行“战时体制”,在政治上则搞什么“国体明征”,并实施“社会新编制”,妄图健全法西斯体系。生活在这样一个比监狱还不如的国度,连一般有爱国情绪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被加紧监视中,何况对郭沫若?他想起有人说他“海外十年”是在享清福,诚然,比起“火线十年”或“铁窗十年”的朋友,自己委实要惭愧得流泪的,不过他实在并不想再这样“福气”下去。

  这年年底,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郁达夫,以出国购买印刷机为名顺道游历日本。当他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佐藤家门前时,可把沫若和安娜乐坏了。十年不见,一旦重逢,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达夫和沫若专门约见了一次,两人畅谈了整整一天。记得一九二十年达夫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广州事情》,沫若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曾去信批评这篇文章“倾向太坏”,后来再加上王独清的挑拨,达夫“因一时感情作用”而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两位亲如手足的朋友之间顿生龃龉。然而一旦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便什么隔阂都消除了。眼下,他们取着偏僻的路径并肩而行,时而漫步在真间山一带,时而徘徊于江户川畔的大堤上,冬阳煦煦,江风习习,友情的话语互相温暖着心肺,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谈论中日两国交锋的形势,达夫希望沫若再度归国共事,沫若何尝不想重温旧梦?

  在达夫滞留东京期间,沫若曾先后应改造社、中国文学研究会、东京诗人俱乐部、日比谷山水楼主人之邀,出席他们为达夫举行的欢迎会。在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作东道主的晚宴上,沫若应增田涉索求留下一首七绝:

  银河倒泻自天来,入木秋声叶半摧。

  独对寒山转苍翠,渊深默默走惊雷。

  在座的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人都在围观,但见字迹歪歪扭扭,似乎象作者本人一样带着醉意,然而诗中的意识完全清醒。

  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设的宴会上,酒过几巡之后,沫若突然代达夫接杯痛饮,他有些担心达夫酒醉之后会自我暴露,泄漏他俩谈话的内容。散席前,主人武田泰淳照样吩咐店里的侍女拿了些斗方来要大家题字,沫若一口气写了好几张,其中给达夫的也是一首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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