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题罢，他怕自己的用意太露，便握着武田泰淳的手反复说：“我永远在日本住下去。”出门时还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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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次赴宴的情况系据增田涉等人的回忆以及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转引自吕元明：《郭沫若在日本》，见1983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7辑。
一个月后，达夫又回国了。这一对“孤竹君之二子”哟，“叔齐”西去，“伯夷”仍留东国。此番携手相期何处聚?但愿不久春申江畔重相会。
郭沫若传--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二十五
日本早已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军人专政的时代，这以后内阁频频更换，日益成为军部的傀儡，他们疯狂地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梦想重演“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因而正直、反战的政治家不断遭到杀害。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于在一九三七年的内阁会议上仗义执言。这年的四、五月间，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东京日比谷设宴慰问尾崎，沫若亦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他请求尾崎谈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得到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军部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有可能觉悟。这话句句说到了沫若的心里，他相信中国这座“崖”如同铜墙铁壁，而今四万万同胞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建筑新的长城，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加筑城的行列。
眼看战争的确不可避免，沫若更加心急如焚。为了推进抗日，当他听说丰禾子迫于日方刑士的滋扰已决定回国去广西，便托她捎了一封信，请颇受桂系军阀重视的她的父亲转交白崇禧(1893—1966)，以敦促蒋、桂合作一致攘外。不久，这封信顺利地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这是“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一度受命逮捕郭沫若的白崇禧，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一桩奇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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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五月下旬，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于十八日同时发出的两封来信，一为航空，一为平邮，说明有急事通知。原来达夫为沫若回国的事长期奔走已见效，他在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至于南京方面怎么会召沫若回国的，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说“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沫若一时当然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后来他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而且不惜添油加酱。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他们这样做，无非想证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园寺公望当了汉奸。看看社会上没有多大反响，不久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时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便又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因而他们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回国果真有了指望，沫若心花怒放。可是在动身之前，有两件事需要当局预先办好：一是取消通缉的手续，二是汇上足够的旅费。达夫原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结果等了一个多月还未见音讯。弟弟、妹妹都早已风闻并来信询问，叫他如何回答是好?为了使亲人们安心，他只得在回信中说“出处进退我自有权衡，请不必为我过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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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37年6月21日致妹夫胡灼三信，见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沫若叫别人不要过虑，而他自己却忧心忡忡。恰逢端午，按照日本风俗，附近农村每家的空场上都竖起了旗杆，上面挂着用红布和黑布做的鲤鱼，小的有几尺长，大的长达一丈多，一遇风便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儿在游泳，这大概是象征鲤鱼跳龙门。孩子们嚷着要爸爸带他们去看“鲤帜”，可是说什么沫若也提不起兴致。接着又是梅雨季节，天总是那么黄沉沉地摆着一副不阴不阳的面孔，周围的空气好象在融化着的黑铅，分外的闷人。报上载着，苏联和日本在黑龙江边发生了什么纷争，据说日本兵打沉了苏联的一艘炮舰。只要国际上一有这类风吹草动，沫若就不得安宁，六月底七月初，刑士和宪兵轮番来探询，简直把他当作苏联间谍似的。他想起前几天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寄来的一封信，便又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从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信中对沫若深表关切，并以雨果相期许，说雨果亡命英伦时，一个人在多维尔海峡的半岛上遥望他的祖国法兰西，那种情景是何等雄伟而豪放;遥想先生远在东洋独个儿出游于海岛或沙滩之上，对于母国怀念的情绪必定不亚于当年的雨果。出于家乡人民之口的知己之言，沫若怎能不动心?他谦恭地写了回信，并应师生们的索求为他们作了校歌。他含着热泪，在信中说：
你们以法国的雨果期许我，我是敢当不起的。我自己离开中国又快满十年，离开我们四川，更已二十四年了。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成就，真是对不起自己的国族，想起来，实在是很惭愧。不过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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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双鲤鱼》，1937年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3期。
归国的事尚无着落，“七·七”事变的消息却赫然载于报端。为了看到真实的报道，几天来沫若的床头堆着许多中国报纸，他当然不会轻信日本报纸上的歪曲宣传，说什么事变的起因在于中国驻军枪杀了一名日本士兵。上海出版的《大晚报》上分明说，七月七日那天夜里，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本侵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要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严辞拒绝，日军竟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即奋起抗击。沫若意识到此事非同凡响，实际上昭示着母国已经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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