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日傍晚，《虎符》即将完稿。沫若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节拍，为全剧哼成主题歌一首。这天夜里，他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清晨三时左右醒来，又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喜不自胜，觉得这更能体现剧本的主题。立即趁热打铁，将昨晚作的主题歌修改一过，定为：
信陵公子，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皎洁呀太阴。
铁锤一击，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
千秋并耀，万古流芳，
大公呵无私，仁至呀义尽。
事情也太凑巧，正月二日沫若开始写《屈原》，于十一日完成;二月二日他又开始写《虎符》，又于十一日完成。而且同是五幕历史剧，时代也相差不远。他不否认，他写这个剧本也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与魏安釐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如姬临死前谴责魏安釐王的话，很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她说：“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这不也是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在痛斥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剧本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尽管中国万岁剧团早就决定上演该剧，由王瑞麟执导，江村饰信陵君，舒绣文饰如姬，孙坚白饰魏王;排练期间，沫若也曾应邀去剧团讲《虎符》的时代背景，并一一分析了剧中人物，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开台，然而有关当局就是迟迟不让公演。经过多次交涉，方才准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抗建堂作短期演出，在这次演出之后便再也不能重演了。
而且正式演出《虎符》时，不得不用国民党当局审查过的本子。沫若打开一看，只见原稿中的“赵国人民”、“魏国人民”这类字句，其中“人民”都被审查老爷们用朱笔改成了“国民”。殊不知“国民”本是现代新名词，说不定是由日本人开始用起的，竟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信陵君和如姬的口里，实在叫人啼笑皆非。还有，更发噱的是“舞台左翼”、“舞台右翼”等字眼，居然都被改成了“左边”、“右边”。幸好“左”和“右”还保留着，否则简直不知如何指示演员们上、下场哩!①沫若不禁为党老爷们的神经脆弱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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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对于国民党所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沫若极为反感。当《虎符》公演的时候，他写了专文，寓意深远地指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①这要求把人当作人的呼声，当然也包括给作家以自由，而要获得这种自由，那是必须经过流血斗争的。早在《虎符》脱稿之后不久，沫若在中苏文化协会所作的题为《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演讲中，就曾大声疾呼仿效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法制，“主持文艺政策的人要着眼远处，给文艺作家以更多的空气，更多的阳光，更多的养料，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发展”。有关当局当然是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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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自由不是祈求得来的，必须依靠韧性战斗。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沫若又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杀秦始皇的故事取材，着手创作五幕历史剧《高渐离》。为了考定筑这种乐器的形制，他几乎翻遍了自己用四个木箱垒起来的简易书柜。六月十四日午后，他抱着刚满半岁的儿子世英，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白渠水，何清粼，秋风吹槐槐叶落，又何人，扫为薪?……”一遍又一遍，也说不清是唱还是念，最后只听见他在呜咽……
《高渐离》的火药味比《虎符》还要浓烈，主人公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作者毫不讳言，他写这个剧本同样也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即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秦始皇的处理有失公正，不过这并不违背他的历史剧主张，因为他“只想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得出，写得活，写得能使读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处”①。在他看来，历史剧创作与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因而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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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②《〈沸羹集〉历史·史剧·现实》
从结局来说，由于上述原因，《高渐离》比《虎符》惨得多，送审时就未能获得通过，等于被禁演，以致没上演过一次。
自《棠棣之花》到《高渐离》，沫若已经写了四部历史剧。说来也真够有趣的，它们各自的情调和故事发生的季节，恰好排成了春夏秋冬：《棠棣之花》里桃吐丹霞，春光和煦;《屈原》里桔柚已残，时当初夏;《虎符》里桂花盛开，正逢中秋;《高渐离》里寒气逼人，冬云惨淡。沫若心中有数，这些原是不经意间偶然的巧合，然而都取材于战国时代，这却是有意识的抉择。后来他在一次专题报告中曾说：
至于自己为什么爱用战国的题材写剧本呢?根据自己研究历史的结果，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由奴隶生产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当然，历史是决不会回头的。但，目前的社会转变和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正是历史人物创造大悲剧的时代。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这动机或许会推广到许多作家创作过程。在创作《高渐离》期间，友人卢子英与冯玉祥等人相约，曾邀沫若同游华蓥山。盛情难却，沫若只得暂时丢下文稿，如约前往北碚集合。在民昌轮上，卢子英发现有两个穿西装、佩手枪、戴墨镜的特务，便问沫若：“船上未必还有大人物吧?”沫若用手指着自己说：“鄙人!鄙人!”言下之意他们是来监视他的。由于卢子英邀约的游客中有不少“党国要人”，他们对沫若有所忌避，因而知道他也来了，便突然宣布原游览计划作罢。于是沫若由卢子英等人陪同，改往合州访钓鱼城。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末名将余玠为抵御元军筑城于此，故名。继守者王坚、张珏亦以此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前后支持了三十余年，直至王立、熊耳夫人叛逆降元，城方陷落，南宋即亡。古战场的不灭光辉，民族英雄的爱国业绩，令沫若极尽倾佩之诚。“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②他很想根据这一次的收获再来写一个剧本，一面表彰王坚、张珏之忠义，另一面则描写王立、熊耳夫人之谲诈，似这样忠奸对立，以构成一个悲剧的结束，这实在是一部天成的戏剧资料。回来后，他把这个意思跟夏衍、阳翰笙、郑伯奇等人说了，还写信给翦伯赞，说是要“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他们也都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的题材。遗憾的是，结果这出戏未能形诸笔墨，这次旅游倒被传得满城风雨，有关当局居然说郭沫若在北碚和合州纠集文化人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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