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恋爱故事在小说中只是个浪漫主义的次要情节，但它在丰富乔丹与 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的结构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使乔丹对巴勃罗队伍 的可靠性更加不安，因为巴勃罗早已对玛丽亚居心叵测，只是有比拉尔在， 他才不敢妄动。乔丹深知，他和玛丽亚的相爱，将使他面临巴勃罗进一步的 背叛。玛丽亚曾经是乔丹与比拉尔之间的纽带，他们因为对这个女孩子怀有 共同的感情而加固了彼此的关系。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也曾一 度引起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张，直到比拉尔最后放弃了对玛丽亚的控制。 当这场恋爱强烈地震撼着乔丹时，实际上它已经协助扩展了小说中涉及 情况的范围。刚开始时，乔丹虽然知道此行任务艰险，凶多吉少，但他认为 “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关系不大”。当玛丽亚出现后，这一问题就变得 复杂了。他憧憬着和玛丽亚一起到马德里度假，甚至战后带她回蒙大拿，做 他的妻子。从这一点上，他的思想迅速地展开，回顾了他过去的生活。 十二年来，罗伯特·乔丹这位美国蒙大拿大学西班牙语系的青年教师， 经常到西班牙度假，寻访名胜古迹，走遍了西班牙大地，他了解和热爱这个 国家和她的人民。他痛恨法西斯主义，1936年夏天，他向校方请了一年假， 志愿赴西班牙，怀着 “为全世界被压迫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反对所有 的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他参加了马德里 保卫战，后来转到西部敌后搞爆破，炸火车和铁桥。他的祖父是美国南北战 争时期北军的骑兵军官，他从小深受其熏陶和影响，他认为他现在表现出来 的勇气是秉承其祖的。在战斗中，他服从命令，机智勇敢，忘我地为保卫西 班牙共和事业贡献力量。当他接受戈尔兹将军交给的炸桥任务时，尽管他深 知这项任务艰巨异常，但他还是接受了，并想方设法去完成它。虽然乔丹不 是共产党人，但他能把西班牙的共和事业同自己及人类命运联系起来，妥善 地处理了个人与全局、感情与理智的关系，为完成任务创造了条件。 尤其令乔丹思想难以平静的是对玛丽亚的爱情，他必须在个人幸福和社 会责任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乔丹以自己的爱情给玛丽亚带来了希望，使 她获得了重新生活的勇气;但另一方面，玛丽亚的美也给乔丹带来了 “生” 的欲望。以至于乔丹看见她，感到自己的喉咙都哽塞了。乔丹需要玛丽亚， 但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这导致他坚定不移地去完全任务却又不愿意去迎接 一个英雄的死亡： “然而他巴不得活在人间。他愿意欣然放弃英雄或烈士的 结局。他不想打一场德摩比利式的保卫战，也不想当桥头阻敌的罗马壮士霍 拉修斯，更不想成为那个用手指堵塞堤坝窟窿的荷兰孩子。不，他乐意和玛 丽亚一起生活。说得最简单，就是这样。他乐意和她共度一段漫长的岁月”。 乔丹心中无法平静，他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忘不了玛丽亚的不幸 遭遇，忘不了比拉尔对法西斯的残忍的痛斥。他更想起了他的祖父，一位英 勇的老兵，他曾经把为自由而战的艰苦岁月当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自 己身边的这些朴实的游击队员，象安塞尔莫老人、费尔南多、拉菲尔，也甘 愿为了民主事业牺牲一切。在乔丹的理智和感情的冲突过程中，理智得到了 肯定，感情也因此升华。在炸桥行动中，乔丹腿部受了重伤，他不愿意连累 大家，决意独自留下掩护大家撤退。他伏在松林高地上，无依无助地、毫不 畏惧地面临着死亡： “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已经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 儿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 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 一生。你度过的一生和你祖父的一样美好，虽然时间没有他的那么长。凭着
最后的这几天，你度过的一生比谁的都不差。你这样走运，没什么可抱怨的 了。” 除了乔丹外，这部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西班牙人。比拉尔体 现了西班牙劳动妇女正直纯朴的优秀品德。她爽朗泼辣，嫉恶如仇，眼看巴 勃罗的革命意志渐渐消沉，她恨铁不成钢，又着急，又气愤。在后来的斗争 中，比拉尔成了这支游击队实际上的决策人。比拉尔爱憎分明，对法西斯敌 人刻骨仇恨，对游击队员则十分爱护。当玛丽亚遭受法西斯长枪党的蹂躏， 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时，比拉尔不顾战斗中的危险，坚持把玛丽亚带回游击 队营地。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玛丽亚渐渐康复了。乔丹来到营地后，比拉尔 看出玛丽亚对乔丹的爱意，就要求他爱护这姑娘，炸桥后把她带到共和国去。 她主动创造条件成全他们，但看到他们相亲相爱，又不禁有些妒忌。她缅怀 起自己过去的好时光，她自称曾和西班牙三个收入最少的斗牛士生活过九 年。当有人说她当初的相好菲尼托患着肺病，长得矮小，本来就不是一块做 斗牛士的料时，比拉尔十分不平，她满怀激情地讲述菲尼托如何为了出人头 地，发奋苦学，好歹当上斗牛士的经过。菲尼托生病时，她当他孩子似地疼 他，一直侍侯到他悲惨地死去。比拉尔热爱生活，热爱共和国，当乔丹传达 了炸桥指示后，她坚决支持这一行动，她说， “我拥护共和国，桥关系到共 和国的命运”。她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一直保持着坚强的意志，是乔丹执行任 务时最可靠的中坚力量。 全书实际上只写了两个女人：一个是比拉尔，另一个是玛丽亚。玛丽亚 生性温柔，天真无邪，在性格上刚好与比拉尔相反。在身心受到粗暴的摧残 后，她遇到了乔丹这样的意中人，便毫无保留地以身相许。听到了青年哨兵 华金的悲惨家史后，她搂着他说， “我把你当哥哥，……你有家啦。我们都 是一家人。”乔丹也感动地搂着他说， “我们都是兄弟”。她告诉乔丹，她 父亲喊着 “共和国万岁”被枪杀，她母亲接着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 而从容就义。想到这些，乔丹吻着熟睡中的玛丽亚，小声地说， “我为你的 家庭感到非常自豪。”玛丽亚与乔丹的爱情与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安塞尔莫老人在这部作品中是仁慈的化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位老 人的心情一直很矛盾。他对法西斯滥杀无辜的暴行十分痛恨，然而当需要他 拿起武器对准敌人的时候，他又于心不忍，因为杀生违背了基督徒的信念。 这对安塞尔莫来说，与其说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无法磨灭，还不如说这是无 邪的心灵在被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所折磨。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安塞尔莫寻 求这样的内心平衡： “杀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对一个人来说，这种事 总是缺德的。我看哪，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一定会有一种苦行 赎罪的办法，来涤除我们大家的罪孽。”最后炸桥时，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标 后面，被碎铁片击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引爆的电线。他为 共和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海明威开始写作 《丧钟为谁而鸣》时，他已经积累了近二十年的西班 牙的生活经验，他爱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说他们的语言几乎象本地人一 样，他是他们民族热情的一个 “狂热爱好者”，这也许就是他的政治立场。 因此他在表现政治与哲学问题时，并不把它们黑白对比。他的人物不是美德 或邪恶的原型，而是普通人，是由善与恶按照不定的比例混合起来的，很矛 盾，却栩栩如生。例如：费尔南多，这个心地朴实、整洁而热情的说土话的 人;艾尔·索多，这个健壮、爱讽刺的游击队领袖;热情的奥古斯汀;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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