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瞧不起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批评他以及他开创的
卡夫卡学把卡夫卡描绘成一个圣徒，从而把卡夫卡逐出了美学
领域。某个卡夫卡学者写道：“卡夫卡曾为我们而生，而受苦。”
昆德拉讥讽地反驳：“卡夫卡没有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玩儿了
一通!”
世上最无幽默感的是道德家。小说家是道德家的对立面，
他发明了幽默。昆德拉的定义：“幽默：天神之光，世界揭示在它
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
中;幽默，为人间万事的相对性而陶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
奇乐。”
我们平时斤斤计较于事情的对错，道理的多寡，感情的厚薄，
在一位天神的眼里，这种认真必定是很可笑的。小说家具有两方
面的才能。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也难免认真，并且比一般人
更善于观察和体会这种认真，细致入微地洞悉人心的小秘密。另
一方面，作为小说家，他又能够超越于这种认真，把人心的小秘密
置于天神的眼光下，居高临下地看出它们的可笑和可爱。
72探究存在之谜
上帝死了，人类的一切失去了绝对的根据，哲学曾经为此而
悲嚎。小说的智慧却告诉我们：你何不自己来做上帝，用上帝的
眼光看一看，相对性岂不比绝对性好玩得多?那么，从前那个独
断的上帝岂不是人类的赝品，是人类猜错了上帝的趣味?小说
教我们在失去绝对性之后爱好并且享受相对性。
七、生活永远大于政治
对于诸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流亡文学”之类的概
念，我始终抱怀疑的态度。我不相信可以按照任何政治标准来
给文学分类，不管充当标准的是作品产生的政治时期、作者的政
治身份还是题材的政治内涵。我甚至怀疑这种按照政治标准归
类的东西是否属于文学，因为真正的文学必定是艺术，而艺术在
本质上是非政治的，是不可能从政治上加以界定的。
作家作为社会的一员，当然可以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活动。
但是，当他写作时，他就应当如海明威所说，像吉卜赛人一样，是
一个同任何政治势力没有关系的局外人。他诚然也可以描写政
治，但他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这样做
的。小说不对任何一种政治作政治辩护或政治批判，它的批判
永远是存在性质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被昆德拉称做“一部
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因为它把生活缩减为政治，在昆德拉
看来，这种缩减本身正是专制精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论站
在何种立场上把生活缩减为政治，都会导致取消文学的独立性，
把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
把生活缩减为政治———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思想方式，其
普遍的程度远超出人们自己的想像。我们曾经有过“突出政治”
的年代，那个年代似乎很遥远了，但许多人并未真正从那个年代
82另一种存在
里走出。在这些人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的生活除了政治运动，剩
下的便是一片空白。苏联和东欧解体以后，那里的人们纷纷把
在原体制下度过的岁月称做“失去的四十年”。在我们这里，类
似的论调早已不胫而走。一个人倘若自己不对“突出政治”认
同，他就一定会发现，在任何政治体制下，生活总有政治无法取
代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表明，甚至苦役犯也
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受刑。凡是因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叫喊
“失去”生活的人，他真正失去的是那种思考和体验生活的能力，
我们可以断定，即使政治制度改变，他也不能重获他注定要失去
的生活。我们有权要求一个作家在任何政治环境中始终拥有上
述那种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正是他有资格作为一个作家存在
的理由。
彼得堡恢复原名时，一个左派女人兴高采烈地大叫：“不再
有列宁格勒了!”这叫声传到了昆德拉耳中，激起了他的深深厌
恶。我很能理解这种厌恶之情。我进大学时，正值中苏论战，北
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们聚集在高音喇叭下倾听反修社论，为每一
句铿锵有力的战斗言辞鼓掌喝彩。当时我就想，如果中苏的角
色互换，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反教条主义社论，这些人同样也会
鼓掌喝彩。事实上，往往是同样的人们先则热烈祝福“林副主席
永远健康”，继而又为这个卖国贼的横死大声欢呼。全盘否定毛
泽东的人，多半是当年“誓死捍卫”的斗士。昨天还在鼓吹西化
的人，今天已经要用儒学一统天下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
极端，真正的原因不在受蒙蔽，也不在所谓形而上学的思想方
法，而在一种永远追随时代精神的激情。昆德拉一针见血地指
出，在其中支配着的是一种“审判的精神”，即根据一个看不见的
法庭的判决来改变观点。更深一步说，则在于个人的非个人性，
92探究存在之谜
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和存在体悟。
昆德拉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毫无好感，指出后者的革命抒情
是专制恐怖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当审判的精神在今天全盘
抹杀这位革命诗人时，昆德拉却怀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诗
和他的奇特的比喻了。“道路在雾中”———这是昆德拉用来反对
审判精神的伟大命题。每个人都在雾中行走，看不清自己将走
向何方。在后人看来，前人走过的路似乎是清楚的，其实前人当
时也是在雾中行走。“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属于人的永恒境遇。
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
我们自己是什么。”在我看来，昆德拉的这个命题是站在存在的
立场上分析政治现象的一个典范。然而，审判的精神源远流长，
持续不息。昆德拉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世纪最美的花
朵———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艺术———先后遭到了三次审判：纳粹
谴责它是“颓废艺术”，共产主义政权批评它“脱离人民”，凯旋的
资本主义又讥它为“革命幻想”。把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缩
减为他的政治表现，把被告的生平缩减为犯罪录，我们对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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