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
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
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
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
“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
“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
“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
在嵇康的诗作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峨。”“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
忧生、迷茫、孤独，构成了阮籍咏怀诗的主旋律。在尼采的诗文中，我们听得到相近的音调。让我们来比较一下阮籍咏怀诗第一首和尼采的《最孤独者》一诗。
《咏怀诗》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坐起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最孤独者》：
此刻，白昼厌倦了白昼，
小溪又开始淙淙吟唱，
把一切渴望抚慰，
天穹悬挂在黄金的蛛网里，
向每个疲倦者低语：“安息吧!”——
忧郁的心啊，你为何不肯安息，
是什么刺得你双脚流血地奔逃……
你究竟期待着什么?
两者的相似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夜幕降临，孤独的主人公都是“不能寐”、“不肯安息”，都怀着“忧思”、“忧郁的心”，都在“徘徊”、“奔逃”，都有一种不知“将何见”、不知“期待着什么”的迷茫之感。
诚然，尼采很少作忧生之叹，相反倒是极力讴歌人生，痛斥悲观主义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人生的无意义和竭力肯定人生这一悲剧性的矛盾折磨了他一辈子，是前者刺得他“双脚流血地奔逃”，而他“期待着”的正是后者。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无理由地称自己是“悲剧哲学家”。
尼采的悲剧人生观是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的扬弃。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逐渐解体。它的最初结果是积极的，上帝的神圣光辉消散之时，人的太阳升起了。既然天国的期许是虚幻的，尘世的生活是唯一的实在，人们就沉浸在一种世俗倾向之中，贪婪地追求尘世的幸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恶性膨胀，隐含在基督教解体之中的欧洲人的信仰危机显露出来了。物质的繁荣反衬出精神的空虚，尘世的幸福带来的是幻灭之感。于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应运而生。尼采在谈到叔本华哲学的背景时指出：“当我们拒绝了基督教的解释，把它所说的‘意义’判为伪币，我们便立刻以一种可怕的方式遇到了叔本华的问题：生存根本上究竟有一种意义吗?”(《快乐的知识》第357节)尼采认为，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是他的功绩，但他的答案是错误的。叔本华从人生根本无意义的前提得出了彻底否定人生的结论，在他看来，既然人的个体生存的必不可免的结局是死亡，人就应当自愿否定生命意志，认识到这种意志本质上的虚无性，以虚无为人生最后鹄的。所以，他转向东方宗教，把印度教的“归入梵天”和佛教的“涅槃”当作解决生死问题的终极途径。
尼采接受了叔本华的人生本无意义的前提，并且自觉地把它同基督教信仰解体的背景联系起来。上帝死了，犹如地球失去了太阳，“现在它向何处运动?我们向何处运动?……我们岂不好像要迷失在无穷的虚无中了?”(《快乐的知识》第125节)破除了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看到了世界无意义和人生无背景的真相：“世事的推移毫不神圣，用人性的尺度来衡量从来不是理智、仁慈、公正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非神圣、非道德、‘非人性’的。”(《快乐的知识》第346节)“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虚伪，残酷，矛盾，有诱惑力，无意义……”(《强力意志》第853节)
人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上，这使得人的生存本身失去形而上学的根据，也成为无意义的，荒谬的。然而，人的天性无法忍受一种无意义的生存，这便是人生最深刻的悲剧性质。于是，我们在尼采那里也听到了忧生之叹。他这样解释希腊人对于神话的需要：“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可怕，为了一般能够活下去，他必须在恐怖可怕之前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梦之诞生。”(《悲剧的诞生》第3节)因为个人迟早要悲惨地死去，唯有沉湎于美的幻觉，为人生罩上一层神的光辉，才能忍受这人生。
人生虚无荒谬的念头必定深深折磨过尼采的心灵。请读一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那支《坟墓之歌》吧。其中说：青春的梦想和美景，爱的闪光，神圣的瞬间，对幸福的眺望，都消逝了，夭折了。从前我想跳舞，我的仇敌却蛊惑了我最宠爱的歌人，使他奏一曲最可怕的哀歌，用这哀歌刺杀了我的狂欢。——这不是在说叔本华及其悲观哲学吗?然而，“我的最高希望尚未说出和实现!而我的青春的一切梦想和慰藉都已经死去!我如何能忍受?我怎样挺住和克服这样的创伤?我的心灵怎样从坟墓中复活?是的，我身上有一种不可伤、不可灭、摧毁顽石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意志。它默默前进，坚定不移”。尼采和叔本华的出发点都是人生的悲剧性质，然而当尼采继续前进时，他同叔本华分道扬镳了。叔本华因人生的悲剧性一面而否定全部人生，在尼采看来，这是停留在悲观主义而未能上升到悲剧意识。尼采不能忍受人生的无意义，出于旺盛的生命力和对人生的热爱，偏要肯定人生，连同肯定人生的悲剧性一面，肯定生命必含的痛苦和灾难，如此来赋予人生以意义。由此结晶出了尼采所提倡的酒神精神和悲剧精神。“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生命意志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以为这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看哪这人》)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尼采称自己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即“悲观主义哲学家的极端对立面和敌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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