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
我们不禁想起了尼采的诗：
他走向何方?有谁知道?
只知道他消失了。
一颗星熄灭于荒漠，
荒漠更荒凉了……
尼采在审美的陶醉中常常受到一种幻灭感的侵扰：
每个诗人都相信：谁静卧草地或幽谷，侧耳倾听，必能领悟天地间万物之奥义。
倘有柔情袭来，诗人必以为自然在与他们恋爱：
她悄悄俯身他们耳畔，秘授天机，软语温存：于是他们炫耀自夸于众生之前!
哦，天地间如许大千世界，唯有诗人与之梦魂相连!
尤其在诸天之上：因为众神都是诗人的譬喻，诗人的诡词!
真的，我们总是被诱往高处——那缥缈云乡：我们在其上安置我们的五彩玩偶，然后名之神和超人。
所有这些神和超人，它们于这底座诚然足够轻飘!
“唉，我如何厌倦一切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唉，我如何厌倦诗人!”(《尼采全集》第6卷第187-188页)
尼采毕竟不能像他神往的希腊人那样与自然大化浑然一体了。他赋予世界以审美的意义，可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诗人的譬喻，因而所赋予的意义时时有失落的危险。他做梦、沉醉，可他心灵的至深处却醒着，并且冷眼审视这梦着醉着的自己，生出了一种悲哀和厌倦。连他梦寐以求的“超人”，也如同阮籍的“大人先生”一样，只是一个譬喻，一个寓言，一个幻影：“超人的美如同幻影向我走来。”(《尼采全集》第6卷第126页)
可是，像阮籍和尼采这样的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你要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吗?他们的悲剧意识不许可，他们的孤高性格也不许可。阮籍一再说：“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嵇康说得更明白，他之不愿做官，原因之一是“不喜俗人”，不能忍受“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使，在人目前”。(《与山巨源绝交书》)尼采也说，他宁愿“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同忍受焦渴，只是不愿和肮脏的赶骆驼人一起坐在水槽旁。”(《尼采全集》第6卷第140页)如此孤高的心灵，势必有唯美的洁癖。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过程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6卷第206页)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阮籍和尼采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和酒神精神的共同魅力之所在。
1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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