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政策上，武帝一反之前的绥靖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匈奴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到执政第二十个年头的时候，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刘彻的政治威望也达到了顶点。不过，在经济上，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具体的操盘人为桑弘羊。
在解读汉武帝的这场经济改革之前，有三个前提是要预先观察到的：第一，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经全面完成;第二，以抵御外族入侵为口号的讨匈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基层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汉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时间窗口”。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就产业改革而言，首要之举，当然就是从利益最为丰厚的地方切割下去，于是，几个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被国营化。
汉初近百年，民间拥有铸造铜钱的权力，文景时最大的货币供应商是东部的吴王刘濞和西部的邓通，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两人因此巨富。汉武帝从登基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币制改革，在执政期间先后改了六次，到公元前119年，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颁布“盗铸金钱者死罪令”，从此杜绝了民间铸钱的陈俗。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废一切旧币，改铸五铢钱，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从而奠定了中国铜钱的孔方形式。五铢钱前后沿用了七百四十年，直到唐代才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铜币。中国历史上长期铜银并用，一直到晚清时，用于支付赋税或完成跨省的大规模交易的银锭或银元大多由私人供应，使用量最大、用于地方小额零售交易的铜钱则由政府铸造。49
在盐业专营上，汉武帝实行的是管仲当年用过的办法：招募民众煮盐，而由官府专卖。民众向官府申请注册成盐户，煮盐费用全部由盐户负担，官府提供煮盐的铁锅——“牢盆”，煮成之盐完全由官府收购。全国盐业管理机构达三十五处。盐业专营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是巨大的，据计算，当时每人每月平均食盐在三升(古制)左右，以全国人口五千万计，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认为，武帝通过盐业专营获得的利益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自此，朝廷又出现了“用饶足”的景象。50
铁业则完全由官府彻底垄断，按规定，凡产铁的郡里均设置铁官，即便是不产铁的郡里也要在县一级设置小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负责。全国铁业管理机构计四十八处。这一法令颁布后，民间不得再擅自冶铁，更不得私自贩卖，违令者，要在左脚戴上六斤重的铁锁，并没收其器物。这一政策已有别于管仲，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的环节。在国史上，从秦汉至明清，国家通过资源垄断获得专营收入的方式有很多种，大多采用的是资源牌照授权、控制销售渠道等政策，直接进入制造环节，实行“采产销”全面管制的并不多，这是典型的一次，今日所谓的“中央企业”应脱胎于此。
另外一个被专营控制起来的产业是酿酒业。中国的酿酒业源远流长，其利润非常丰厚，《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如果一年酿酒一千瓮，其投资所得，相当于战国“千乘之家”或汉代“千户侯”的收入。51公元前98年前后，政府实行酒专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就是所谓的“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据史家吴慧的计算，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高，每生产一千瓮的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两千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52从此以后，酒与盐铁并列称为“三榷”，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衍续，从未中断，而对烟草、茶叶的国营垄断也成为专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如果说产业改革尚有先例可循，那么，武帝在流通领域展开的变革则完全是开天辟地的。其主要政策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根据汉律，郡国都必须向朝廷贡纳当地的土特产，在当时，这便是价值最高的交易物品。由于交通不便，这些贡品的运输成本很高，而且采购、保存十分繁杂，甚至存在各地商贾乘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桑弘羊就提出了均输的办法，规定所有贡品均按照当地市价，由政府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运往其他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朝廷在大农丞之下设立均输令，各地设均输官，建立起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在大力推广均输法的同时，桑弘羊还配套采取了一项新的物价管理措施，是为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均输与平准，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两者互相配合，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系，其功能等同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1949年之后，陈云等人在中国构筑的国营流通模式与此非常类似。53
这一国营商业体系的建成，使得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其成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呈现出来。史载，在一年时间里，两大中央粮库——太仓和甘泉仓就装满了粮食，连边疆的粮仓也有了余粮，通过均输所获得的盈余就有五百万匹帛(帛在汉代可以当作货币流通)。54连司马迁也不得不给出了一个著名的评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老百姓没有多交税，而财政则变得无比充沛。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政府与民间的重新分配。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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