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使得国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武帝推行的税收改革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数破产了。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两年后颁布的“告缗令”，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相当于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内部斗争”，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家园林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汉武帝的整体配套改革，始于公元前121年，终于他去世前两年的公元前87年，前后约三十四年。在国史上，他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若是以业绩的持久性为衡量标准，汉朝创立者算得上是所有大一统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55汤因比所提及的“汉朝创立者”为刘邦，而事实上，真正使中央集权制度得以持久延续的无疑是刘彻。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刘彻同时的另外一个大帝，是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前102—前44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了“独裁者时代”。
武帝执政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五千万，这也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半亿帝国”，他的集权变法使得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汉”之谓由此而生。汉武帝通过持续、系统的政策试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从史书的记载可见，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流通改革或税收改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国库为之一饱”，即其改革的目标和效果都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时间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经济集权政策都出台于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这些增收实施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之后，地方诸侯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自然锐减，在经济上大大地保障了中央集权的重新形成。
在这次改革中，通过国营企业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也已然呈现。
以盐铁为例，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汉代盐铁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据当代史家陈直等人的研究，汉初从事冶铁业的人员起码在五万人以上，每处铁官则平均多达一千人，在官营之前，国内最大的私营铁器商的人员规模亦不过如此。56时人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由政府投资的国营事业在规模化生产上比私人企业大很多，《盐铁论》记载：“政府把工匠召集起来开展生产，要钱有钱，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让私人来经营，难免格局不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在由政府统管盐铁事务，统一用途，平衡价格，官员们设立制度，工匠们各尽其职，自然就能生产出上好的商品来。”57在经济思想史上，这是第一段论述规模化生产优势的文字。
因为有了规模化的经营，西汉的冶铁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推广，比如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西汉初年还没有普及，但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在当时的世界，汉人的铁器制造技术是最为高超的，远非周边少数民族可以相比，《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主要的原因正是前者的铁制兵器比较落后。58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竭。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59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从变法的长期执行效果看，到后期确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6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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