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登基一年后，王安石就郁郁而终了，四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反对变法的人拿不出治理经济的任何方案，到了哲宗九年，朝廷重新启用以蔡卞、蔡京为首的王党。蔡卞正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在这个意义上，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大清官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后继者就会把这种贪婪和集权推向极致，并必然地产生异化，这是一条“惯性之路”。
蔡京就做了很多极端化的事，他将盐、茶两业完全地实施国家垄断，不与民间分利，使之成为少数利益群体的独享之物。江淮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的产茶区，蔡京将之全部变成官市，不许民间经营，有一年，他觉得现行的盐钞制度让民间盐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润，于是就悍然下令，废止现行的盐钞，那些手中握有旧盐钞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116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就这样亡了。
“改革标本”王安石
回头还来讲王安石这个人。
这个人是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上充满了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我们常常说一个历史人物不易评论，是因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这个人面目很清晰，还是不易评价。
在宋代，人们就不知道如何评价王安石。邓广铭在创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时便感慨道：“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连片段的甚至三言两语的引证也看不到。”也就是说，宋人对这个改变了帝国以及所有人命运的大人物“视而不见”。
这个人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读书很多，自诩读遍天下所有的书。他辩才无碍，讲起《周礼》，举朝无人比他更烂熟于心。他把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整得很惨，可是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才华比他高。
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很懂财经之道，当官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对所有的行政关节非常熟悉，谁都骗不了他。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宋朝是士大夫之国，大家都穿得很体面，彬彬有礼，偏偏这个王安石不洗头、不剃须，每天身上很臭地来上朝，还整天死着一张脸，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更要命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坏官必会犯这两条，可是王安石一条都不沾。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绝无仅有。他当然不通敌、不卖国，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评价他?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将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自宋之后，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踪者”，大家顶多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一直到20世纪以后，他突然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世最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宣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复活”，自然与当时的国家境遇及世界环境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为了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为政界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做如是想，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117放眼世界，无论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日本帝国的崛起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从此以后，王安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安石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对如此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欣赏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也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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