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根据布罗代尔的“世界时间”概念，我们可以说，在12世纪之前，“世界时间”的钟摆是在东方，在中国的——在洛阳，在长安，在汴梁，在泉州。然而之后，这个钟摆开始悄悄地摆向了西方，摆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然后到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最后又到了北美洲。“王安石变法”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造成“世界时间”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资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经济和文化制度。
欧洲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后，就进入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9世纪爆发黑死病和大饥荒，其文明水平和经济能力与东方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当汴梁、临安人口超过一百万时，同时期的欧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数千人，规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过数万人口而已。不过到了11世纪，欧洲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
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因而有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权利，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就在比萨成为“自由城市”的两年后，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自由学者聚集在这里，研究古老的罗马法典和医学。到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发生在王安石年代的这两个事件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业和思想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块奠基石。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11世纪至12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时期，是“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向西摆动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解读“王安石变法”，当有新的体味。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证明，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从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118而这五百年里，世间物换星移，文艺复兴运动让欧洲走出中世纪，接着是“地理大发现”，然后爆发了工业革命，出现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在外部世界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成十倍成百倍地往前狂奔的时候，我们像“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一样，在一棵枯树下酣睡了五百年。
②“国际元”：学术界以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为参照所形成的货币计算单位。
这一觉睡到1840年，国门被枪炮打开，但在很长时间里还是没有清醒过来，要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打完，才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这一段时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要深刻反思的时期。
为什么在明清，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了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对制度创新的畏惧。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之后南宋偏安一百多年，紧接着是蒙古人铁血统治九十八年，以至于明朝建立的时候，汉族统治者有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已经不敢再进行扩张，对于他们来说，“稳定压倒一切”。黄仁宇就说：“从一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就明人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征，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119中国的封建王朝对外不再寻求领土扩张，也不需要外来人口，一个亿的内需市场已经足够。同时出于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非常想把自己的国土与世界隔离起来，将大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降到最低程度。
因而，这后来的五百年，基本就是从“稳定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垮一切”的过程。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我们一再谈到的四大基本制度，在明清两代出现了恶质化的态势。明清的专制化程度，远远高于汉唐宋，是真正的高度专制国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专制”这个词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以前的中国并不算是专制国家。
首先，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方面来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举解决地方武装割据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则废除了宰相制，将中央权力内部皇权与相权的平衡性彻底打破。中国自汉以后，大量的行政性事务是在相府处理，并不在皇宫，宋“百年不杀大臣”更是皇室对士大夫的“权力承诺”。朱元璋废宰相制，建立大学士制度，其实是破坏了这种“恐怖平衡”，到了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军机处设在皇宫边上的一排小平房里，皇帝每天处理朝政，把军机大臣们呼来唤去，整个儿变成皇室的奴隶了，所以皇权倾轧相权，始于此。
其次，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方面，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禁锢人的思想，到了明清两代，先是朱棣搞了一个《永乐大典》，再是乾隆弄出了一个《四库全书》，政府从文本角度来限制思想自由，把它认为的异端邪说全数抹掉，全民思想就统一到了“四书五经”上。
再次，在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上，进一步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学说以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准去想。顺治五年，就是清兵入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俱成“精神上的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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