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的股东们还把总部迁到了上海，当时的经济界有一个共识，即希望学习美国，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南北分立，以免互扰。上海的12个银行家还发起组建了上海银行公会，这些银行家大多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此时年龄不到40岁，而且全数受过现代金融教育，多数毕业于欧美或日本的名校。在他们的斡旋下，各地公会联合组成了全国银行总会，它成为一个可以与北京中央政府公开博弈、直接影响金融政策的银行家集团。有一例可见他们的独立性和影响力：1920年秋，中央政府决定发行政府债券，上海银行公会以旧债券清偿不力为理由，拒绝认购所有债券。中央政府只好派代表与银行家们谈判，最后同意建立统一的国债基金会，将关税余额作为偿债基金，再由英国人掌控的海关总税务司作为第三方进行管理。中央权威一地鸡毛，可见一斑。
除了金融业，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
当时中国的工业经济中，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大产业。1910年之后的十年间，日本商人一度控制了这两大产业的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荣宗敬等人相继组建了由中国商人参股的面粉交易所和纱布交易所，所有会员齐聚一堂，宣誓与日商决裂，由此夺回了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权。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是为中国第一家正规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
在空前自由的市场环境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当时全球商业界都堪称一流的企业家，如棉纺和面粉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纺织业的张謇和穆藕初，航运业的卢作孚，银行业的张公权和陈光甫，化工业的范旭东，火柴业的刘鸿生，水泥业的周学熙，百货业的郭乐和马应彪，出版业的张元济，等等。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实业投资热，是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洋务运动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放在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因而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此次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赢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此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布局。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的类似。
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上看，尽管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共识，根据国内学者的计算，工业增长率在1912年到1920年间达到13.4%，1921年到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年到1926年为8.7%。151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指出，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在世界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在近百年的现代经济史上，这样的高速增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地方自治的试验
中央集权羸弱，意味着地方自治空间的加大。北洋政府时期出现了三种自治的试验：
一是军阀自治。如张作霖父子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广西、陈炯明在广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号称“模范省”。其特点是：产业务求完备，自成一体;注重农业、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以邻为壑，家国不分。这都是诸侯经济的典型表现。如统治山西三十余年的阎锡山曾创作《努力实现歌》：“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区不职校，无路不整修，无房不改造，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爱人，无人不公道。”宛如桃花源或社会主义的理想图卷。他在山西境内修铁路，刻意不采用1.435米的标准轨道，而修1米窄轨，其意就是“闭门成市”。
二是商人自治。民国初年，各地的咨议局以及商人总会拥有财力和武装力量，声势强大。1923年3月，汉口总商会向国内各主要城市的商会发出了一份《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提出仿效中世纪欧洲的汉萨同盟，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1924年，直系、皖系军阀交战，上海的行政体系全数瘫痪，时任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发动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平定混乱局面，他大胆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要求建立上海非军事区，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一时成为上海最高行政首脑。在以后的三年里，总商会成了上海的实际管理机构。企业家阶层的参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应，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所谓“好人”，就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即以从事农工商业及劳动者执政，而除去现在贵族军阀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
三是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此举以南通张謇为最杰出的实践者，从1903年开始，张謇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张謇在这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话剧剧场和图书馆，南通成为当时全国最出名的新兴城市之一，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1922年，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造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无锡的工厂里搞一个“劳工自治区”。后世以他们为榜样的，有重庆北碚的卢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陈嘉庚等。
从1894年张謇下海从商到1924年虞洽卿“会办”上海，这30年是中国商人阶层的光荣时期，他们逐渐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并在民间拥有强大且正面的影响力——1922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全国“最景仰之人物”，70岁的张謇得票数最高。两千年以来，商人阶层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此前从未达到过如此的高度，之后也望尘莫及。
然而，由军阀、商人及自由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这些自治试验，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因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政治理论支持，而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性。在一个现代国家，自治政府及议会制度的真正确立，需要自由或稳定的社会环境，在那样的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乱远未停止，暴力随时可能打断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尔把这一时期的失败，称为“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她评论道：“资产阶级的作为，通常显得模棱两可，缺乏条理和毫无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所处的政治地位的性质不那么明确的缘故。”152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1926年9月，偏踞广东十年之久的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宣誓北伐，竟在短短的一年内就占领上海、定都南京，继而攻克北京，迫使东三省“易帜”，在形式上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华民国进入国民党统治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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