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28年前后，关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毕竟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民营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改弦更轨，事关重大的国策变更与利益调整。在当年6月份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各项产业议题的讨论都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遵总理(孙中山)计划，将钢矿、油矿及各特种矿收归国有，以实谋利益均沾政策”、“厉行收归官办，实为治本办法”，有人则认为“欲铁路发达，政府宜放弃国有政策，除个别重要干路外，悉委诸商办”、“实施矿业自由主义，并力行监督保护政策”，还有一种妥协的方案是，“由政府韧办，一旦办有成效，再行售归商办”。
在明确的经济思想的引领下，理论与口号迅速被文本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计划与运动，在《建设大纲草案》之后，政府又先后拟订“基本工业建设计划”(1928年)、“实业建设程序案”(1931年)、“国家建设初期方案”、“实业四年建设计划”(1933年)、“重工业五年计划”(1935年)、“中国经济建设方案”(1937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许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电气及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创建，构成了一个国营工业高速发展的高峰期。1928年至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工业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8.7%(也有学者计算为9.3%)，为现代中国史上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156
若放眼全球，我们必须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选择，还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颇有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和北美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先后推行国家控制重要产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以“大炮代替黄油”。其中，希特勒在德国、斯大林在苏联的成就最为巨大，两个超级军事和经济强国相继崛起。美国也在1929年陷入了著名的“大萧条时代”，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实行新政，同样以国家管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带有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发生在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这些景象，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变革思潮。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自由商人群体的政策性挤压和剥夺便已开始，尽管这些商人是北伐最大的“金主”，但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国营化政策最大的障碍。
打击是从多个方面分步骤地展开的：一是彻底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二是用看上去无比优惠的国债政策将之完全“绑架”，三是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四是利用经济危机扩大国营事业，“收官之作”则是银行国有化。
第一步，组织瓦解。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商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成立救国会和商民协会，逐渐取代上海市总商会的职能。国民党还在报纸上发动攻势，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总商会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其主事者则是卑劣和可恶的卖国奸商。到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由国民党领导的“商整会”。这一做法被普及至全国各商埠城市，《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评论道：“自19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被粗暴地扭转了。”157
第二步，国债绑架。北洋政府时期，政府的国债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金融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宋子文重新设计了国债发行的规则：当政府宣布发行一笔国债时，先将这些国债存入认购的银行，以此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一般来说，政府取走的现金相当于存入债券票面价值的一半。同时，允许银行将债券直接投放到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这种优惠的政策让全中国的银行家趋之若鹜。问题是，当新一轮国债发行时，政府根本无法用现金偿还，便以新债抵充旧债，各银行从此陷入“循环式的陷阱”。根据民国学者章乃器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文中的计算，到1932年前后，银行所持有的全部证券中的80%都是政府国债。因为有那么多钱借给了政府，他们不得不乖顺地坐到同一条船上，平等关系从此终结。中国经济史专家王业键因而评论道：“上海银行家的这种合作不仅解决了政府的经济困难，而且加强了政府对商业界的控制力量。当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时，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这个政权的表现。”158
第三步，控制证券市场。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虞洽卿对蒋介石北伐支持最大，此次他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整顿重点，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随后，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
第四步，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1934年前后，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机把手伸向民营工业，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业、粮食加工业等。
最后一步，银行国有化。在1935年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全国银行总资产的89%掌握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1935年3月，孔祥熙以拯救实体经济为名，要求同业公会购买一亿元的定向国债。其后，他突然宣布，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股票，一亿元国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政府跃升为第一大股东。此后半年，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等相继被政府控股，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
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三次“国进民退”事件。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写道：“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大变化。”159王业键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道：“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正是通过七年的系统性整肃，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集权效应呈现。1935年11月，在对银行业完成了国营化改制后，孔祥熙宣布进行法币改革，规定从次日起，推行金本位制，全国的货币统一为法币，从此，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制度。到1937年，全国有近4000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6万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8.9万公里的电话线和7.3万个邮政局。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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