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利益集团格局图——消灭有产阶层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
在“一五”计划结束的1957年前后，共产党人几乎同时取得了经济高速成长和消灭私营部门这两个重大胜利，这使得决策层的信心前所未有地膨胀。随后，他们在自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58年，急于求成的毛泽东在工业和农业两大领域同时发动“大跃进”，工业方面的目标是超过英国，农业方面的目标则是实现粮食和棉花产量一年翻一番。
1957年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可是仅仅4个月后，这个时间表缩短到了7年，又过了两个月，更是缩短到了两年。毛泽东认定中国经济超过英国的唯一评价指标是钢铁产量，他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要求经济部门修改预定的指标，钢的指标被定在了1070万吨，一年之内要增长一倍。
就这样，一个全民炼钢的高潮被掀起了。全国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很多人把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门把等都捐献了出来，倒进火红的炉膛中。这一年，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108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近乎自毁性的事实：1108万吨钢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土法上马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其中300多万吨是毫无用处的废钢，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生铁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全民炼钢不但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很多山上的树被全部砍光。为了全民炼钢，各地迅猛地从农村招人进城，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到4532万人，比上一年末整整多了2082万人，粮食供应形势立刻严峻起来。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
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粮食“大跃进”同样荒唐。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958年的粮食指标为8000亿斤，棉花则为6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它成为1958年最出名、最响彻云天的一个口号。各地农村纷纷造假，虚报粮食产量，小麦的亩产纪录从绝无可能的1500斤“上涨”到无法想象的13.0434万斤10两4钱(当时1斤为16两)。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万亿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
在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如一位狂奔后虚脱了的运动员，由疯狂跃进陡然跌入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在农村，地方政府仍然以上一年虚报的数据向农民征收粮食，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广大乡村出现了很多饿死人的现象。主管经济的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日后有许多论文和书籍进行了反思、总结。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二五”期间(1958—196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一五”期间的10.9%。据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测算：“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现在估计是1000亿元，几乎两倍于‘一五’期间对基本建设的总投资(550亿元)。”169
到了1964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老师加兄弟”的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一百万。同时，美国出兵越南，中国遭遇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威胁”，中共决策层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东北、华北和华东沿海一线、二线地区的重要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等三线搬迁，毛泽东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
在中国工业史上，规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线建设有多重的标志性意义，它是继1937年的战时大内迁之后，第二次“工业西进”，而且是一次主动的、具有强烈计划性的大行动。同时，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苏援“156工程”之后，最集中、最重大的工业投资运动。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军事和重化工业项目。
可是，预想中的世界大战并没有“如期”爆发，庞大的“三线计划”便成了又一次的国力虚耗。在布局上，三线建设以“立即要打仗”为假设前提，实施了“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等方针，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有的甚至采取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布局。用游击战、备战化的方法进行工厂建设，低效率、高投资是可以想见的。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上马十分匆忙，规模非常庞大，加上政治动荡、管理混乱等原因，浪费和损失很惊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大量地处大西南深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被废弃，当年国家投资几十亿元建设而成的厂区，后来如同一座座鬼城。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共产党以“工人党”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1927年国共决裂后转入农村，日渐演变为一个“农民党”。其最高决策层大多是农家子弟出身，他们对农民心理和利益诉求之掌握乃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以“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支持。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更是在争取民心上起到了决胜性的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在土地和农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场，展开了系统性的集体化改造。
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组建互助合作社，这一政策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暴力反抗。到1952年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40%。1955年年底，在毛泽东的急迫要求下，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升级，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占农户总数的87.8%。在粮食“大跃进”的1958年，高级合作社又向更高级的人民公社升级，形成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公社模式，到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也就是说，在《土地法大纲》颁布的11年后，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为集体所有，5亿农民被全部纳入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自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基于小农经济的宗族社会模式被彻底破坏，从此，中国人再无“故乡”。因为农民失去了对土地交易的处置权，实质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权，因此所谓的集体化便是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杨小凯指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有根本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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