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视为古典的市场经济国家，盖因历代长期坚持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粮政策。当政府成为土地资源的唯一处置人之后，各种资源的配置结果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从土地中获得三大收益。
第一个收益是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提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粮食买卖纳入国家的整体计划。这一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执行到1985年，长达32年之久。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通过工农价格差、城乡“剪刀差”向城市和工业提供丰厚的原始积累，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的估计高达30万亿元。170可见，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是由农业积累产生的。
第二个收益是推行票证经济，在物资短缺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是一国物价波动的中轴，政府控制土地后，继而可控制价格和供应，最终达到控制需求的计划性目标。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后，9月份就实行了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的政策，这是与工业消费品相关的第一种票证。1955年8月起实行粮食的凭票定量供应，从此，中国进入“票证的年代”，各种民用商品如煤球、自行车、食用油、糕点、鸡蛋、猪肉、鱼甚至火柴等，都需要用特定的票证才能购买。正是通过这一手段，政府得以在低生产效率和物资短缺的状态下，保证全国物价维持长期的超级平稳。
第三个收益是控制人口流动，进而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与户籍制度互相勾连，造成城乡分化，没有票证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无法看病和入学，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短缺经济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1968年，因“停课停工闹革命”，城市里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学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十年时间里，有超过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适龄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二)被下放到农村，从而以极残酷的方式化解了城市就业的压力。171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他们失去了土地，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他们创造的财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资产，而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以用电量为例，“一五”期间，全国电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业，城市生活用电占13.5%，农村用电只占全国电量的0.6%。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2.6元。国家从土地控制中获得的收益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而结束，到了1998年之后，土地出让金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这将是下一讲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国民经济的彻底紊乱是从1966年开始的。5月，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然后再冲进全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紧接着，工人也被发动起来，各种名目的革命造反组织纷纷诞生，他们喊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残酷武斗。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决策机构陷于瘫痪，在过去十多年里主管全国经济的中央及部委领导，除了总理周恩来之外，几乎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冤死于开封，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由于造反派的全面夺权，那套从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指挥体系彻底瘫痪，经济管理和统计部门被砸烂，各地的年报迟迟不能报齐。在局面最混乱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全年度的全国经济计划，1968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这场空前的浩劫，一直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才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空间和体制空间。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胡鞍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2%，1978年到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年到1978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同时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172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了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另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和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大陆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173
就四大基本制度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两千年国史中，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中央对地方拥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自主的权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统一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上，思想“洗澡”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精英被基本消灭，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自由商人阶层被整体切除，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农村消耗生命，即便是执政集团内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经济制度上，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了它所有的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后世有些信奉计划经济的人推演说，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当时不至于如此一败涂地。在他们看来，陈云在上海对通货膨胀的整肃和“一五”计划的成就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其实，这种幻想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国家治理的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文革”无非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
到1976年，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沿用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此时的执政者“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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