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全数布局于“吃穿用”等民生产业，这也是以重工业投资为特征的国营经济的软肋。农民们的技术几乎都是“偷”来的，很多国营工厂里的技术人员白天在工厂里喝茶看报，到了周末，便卷着图纸跑出城到乡镇企业里兼职，他们被戏称为“星期天工程师”。国营工厂里的设备和原材料被倒卖到农村，甚至连品牌也被以很低的价格租售给乡镇企业。176
农民们生产出来的食品、服装以及自行车等，无法进入陈云等人构筑的国营流通体系。一年一度的广州商品交易会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大会，很多民营企业家日后回忆道：“我们没有进场的资格，就用三种办法，一是贿赂门卫混进去，二是从下水管道爬进去，三是在会场外摆摊自建一个非法会场。”第三种办法催生出了所谓的专业市场，即农民在一些偏远的农村或城乡结合地带自建各种专业性的交易场所，比如纽扣市场、编织袋市场、食品市场等。在浙江省，此类专业市场一度多达3000多处，平均每个县就有30个，它们大多没有经过政府的审批，经常遭到驱逐和没收。在这些专业市场的周边，因交易活跃而又哺育出相关的专业工厂，形成了“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和“一地一品”的块状经济模式。177
随着生产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乡镇企业主对金融的需求开始产生。根据当时的金融政策，所有银行均不得向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1984年9月，在一家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然而，这家钱庄只开了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上门查封，从此民间金融只好被迫转入地下，并滋生出一个非常庞大、鼹鼠式的地下金融市场。国有银行对民间企业的歧视性政策持续数十年之久，2010年11月，渣打银行发布的《中国新商帮中小企业融资生态调研白皮书》中指出，有超过四成的民营企业从未得到过银行贷款，而八成贷款期限集中于一年之内，几乎所有中小企业被迫“短贷长投”和依靠地下融资客。
在粗放经营、缺乏法律保护的环境中，民间经济仍然令人吃惊地发展起来。到1986年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实现工业总产值33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出现了“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中国农民在城市之外新建了一个粗放草莽却肌体强悍的工业化体系。1987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在日后被反复引用，不少观察家据此推导出了一个结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政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民间经济运动。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它所推动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在我看来，又是不尽准确的。真实的情况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是“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就中央政府而言，其策略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放权让利;二是非均衡发展;三是“一手软，一手硬”。
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其目标则是刺激经济要素的复苏和减少中央财政支出。
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次年，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其中包括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到1984年，又把在农村行之有效的承包制引入企业改革中，政府对国营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进而改为股份。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放权开始于1981年的财政包干制度，国务院宣布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除了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之外，其余省份均进行形式各异的财政包干，这一制度被形象地称为“分灶吃饭”，也就是“统收统支”的一口大灶已经养不活那么多的儿子了，于是各自分开吃小灶，温饱苦乐，自求多福。1987年前后，国务院相继提出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包干”，时称“五大包干”。
如果说，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既为中央财政卸了包袱，又为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可能性，起到了一石二鸟的效应，那么，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则是一次主动的政策安排，也是本轮改革中最有创见性的一着。计划经济的中国如同一潭淤泥沉积的死水，恐怕连上帝也无力将之激荡搅活，因此只能从最薄弱的角落入手，用力地把水搅浑，然后呼风唤雨，弄皱一池春水。早期看，这是权宜之计，长期而言却彻底地改变了全国的宏观经济格局。
早在1979年春，在欧美资本引进不力的情况下，国务院批复了招商局董事长袁庚的一项请求，在国境之南、与自由华人资本聚集地——香港最近的宝安县划出方圆2.14平方公里，设立蛇口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178这个工业区，既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也没有财政拨款，袁庚以土地为资源，批租给香港商人，并以税收减免为优惠，吸引工厂入驻，此举取得奇效。到1980年7月，中央批准开设深圳、珠海、汕头为经济特区(后来又增加了厦门，是为“四大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179随后在1984年，进而开放14个沿海城市，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
特区的开设及沿海城市的开放，被统称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工业经济基本布局于东北和华北一线，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三线战略则着力于中西部，东南沿海一向被视为“台海战争的前沿”，尤其是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甚少有重大项目的投资，“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投资格局，外资及民间资本在这些国有资本薄弱的地带如野草般生长，构成中国经济的新一极。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成为一种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区、开发区模式是资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东南优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次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财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给予外资以土地征用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是企业经营上的非均衡，企业试点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价格双轨制则是对国营企业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厉以宁曾经指出，计划经济存在重大的“均衡性缺陷”，因此，对旧体制的突破本质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乱过程。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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