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理由为“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另外，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3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显示，对当前经济仅有25%的企业家“非常有信心”，三年前为56%。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实。
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可以被看成是继1945年敌产国营化及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之后的第六次“国进民退”，也可谓又一轮“放权—集权”的历史性周转。
与前五次“国进民退”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轮资本博弈中，决策层表现出了极度矛盾和分裂的戏剧性心态，在国有资本的两次大规模挺进中，中央政府又先后两次颁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由此，我们最近距离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治理的经典性困境：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决策层对这一冲突并非没有察觉，而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在2012年3月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改革中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那么，这两个“毫不动摇”孰轻孰重，一旦前者“动摇”了后者，或后者“动摇”了前者，又当如何处置?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2012年年底，中共“十八大”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此时，改革进入第三十五个年头，中国经济如同一艘帆船，驶进了一段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大峡谷。
其一，“三驾马车”成跛脚之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外贸经济受国际环境影响始终复苏乏力，外贸物量的增速只有5.7%，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歇业破产;一直是内需和地方财政收入支柱的房地产从2009年年底开始因过热而遭到严厉调控，受其影响，钢铁、水泥、机械装备等重型产业全行业亏损;中央政府从2012年5月起再次押宝于投资，加大了铁路、城市轨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12年，全年GDP增长7.8%，创下自1999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最低值。
其二，货币严重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巨大。200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年均的货币增发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广义货币总量从2002年年底的18.3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万亿元，一举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52.5%。
其三，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因产业转型乏力以及受地产调控的拖累，处于产业中下游的制造业普遍开工不足，而一直依赖土地收入的县市财政捉襟见肘，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从2008年的2万亿元增加到11万亿元，不堪其重。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的“硬指标”，各地政府不得不“饮鸩止渴”，一方面加紧对民间的征税，另一方面仍然疯狂投资。
除了经济面的“发展困境”之外，更大的“公平危机”发生在社会层面。
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而言，是一个全民普惠的过程，然而，受惠的比重却大有不同，根据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这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因此，在知识界，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警告不绝于耳，在民间，存在着仇富、仇官心理。2013年的中国，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失去共识的年代”。那些耳熟能详的邓氏语言如今都被打上了质疑的问号，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等等。
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原则性理念也遭到了空前的质疑。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乃至唯一之全民共识。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而且将在未来的十多年内超过美国，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许多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或第一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强国与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当今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而且均非常强大，拥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利益判断标准，然而，共识缺乏，目标多元，公平——政府与民间的公平、中央与地方的公平、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公平——成为一个最为重大、亟待化解的社会改革命题。
若将2013年放诸“历史的三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展读至此，你也许会认同我的这个观点：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在这本书中，我们的解读一直围绕着几个关键词：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在这些看似枯燥却有着各自魔力的经济名词背后，涌动着的是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分配与贫富均衡。这是一个漫长的、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某种意义上，它与一切贴着“某某主义”标签的意识形态主张无关，当然也不是103岁的罗纳德・科斯所归结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在我创作本书的201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人履新上任，关于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再次成为十分热烈的话题，其中不乏各个利益阶层、左中右的意见。让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成熟的、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为一个经济史和当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并没有能力完成方案设计的工作，在这里，我试着回到“历史的三峡”之中，给出几个基础性的判断。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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