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对三大特殊战场的改革路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非常之大，其难点疑点几乎在经济学中找不到“标准答案”，然而，三十多年改革留存下来的财富也非常之大，拓进空间充满了想象力。未来十五到二十年，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红利、内需消费的井喷以及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全民预期，都为改革打开了一扇不小的“时间窗口”。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在长期的大一统制度之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严重者，是四大意识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中国未来能否有大进步，实取决于此四大意识的唤醒。没有一个国家的变革是对历史的亦步亦趋，中国亦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性。2013年的中国，变革的力量在朝野两端同时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一些民间新势力的出现，这四大意识的缺乏有被改进的迹象。
其一，互联网。尽管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可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对美国社会的改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除了技术来自美国之外，在商业模式上几乎全数变异，而强悍的国有资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又毫无作为，因此造就了“阳光创业的一代”，这批年轻的创业家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完成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百多家中国公司几乎都与互联网产业有关。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崛起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引爆了一场渠道变革和消费者革命，截至2012年11月30日晚上9点50分，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两大平台的总交易额已突破1万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更大的改变是，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它们成为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推动政务公开的新平台。
其二，非政府组织(NGO)。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础。这两种组织在“土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中被相继摧毁，从此之后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近十年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目前还没有一个机构公布现有非政府组织的数量，粗略计算应该在5万个以上，它们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畴之内。2008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全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有3539家，抽样调查显示，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仅占23.3%。2012年3月，民政部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称，美国在华非政府组织约有1000家，仅有不到3%具备了合法身份。这些数据都显示出民间力量拒绝管制的自主姿态。
其三，企业家阶层。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有1085.72万户私营企业，4050万个体工商户，人数总和超过韩国的全国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布罗代尔曾很简洁地说道：“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近年来的移民现象便是有产阶层试图逃避的一个折射。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其四，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实际上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民间出现了众多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意见领袖”。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16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忐忑叵测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193到1983年，《美国与中国》的第四版修订出版，年迈的费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写道：“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194
如果说科斯将中国崛起看成“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视角，那么，真正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过的费正清却宁愿相信中国走在一条“难以理解”却符合自身逻辑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许，他是对的。
跋
1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伦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过索伦托，那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是花店和精致的小咖啡馆。我在那里闲居数日，游逛过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此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于白发间生、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夜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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